十、我在毛泽东的时代里(7)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位出身不好的同学成了我们班上的重点。由于她的爷爷是地主，同学们大会小会斗她，她成了“历史的垃圾堆”。我同她的关系也成了众矢之的，所有的红卫兵都看着我，看我怎么同她“划清界线”。我始终咬紧牙关不发一言。渐渐地，我在班上越来越臭，大家都孤立我，红卫队已研究了几次开除我队籍的问题。我开始和她疏远。有一天夜里，趁没有人，我们俩谈心，她飞快地同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她不想活了，她觉得冤枉，她没有罪，大家斗她是错的，她想去死。我大惊失色，严厉阻止她死的念头，匆匆劝了她几句。殊不知我们在一起被人看到，我立刻被叫到总部办公室，红卫兵们齐声要我交待谈话内容，给我念**语录，声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看着墙上的**画像，我的脑子成了一团浆糊，当红卫兵念到**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时，我突然有了“是非”。她的爷爷是地主，地主就是反动的东西，她是地主子女，我是革命家庭，我不能同狗崽子站在一起。于是，我把我们的谈话和盘托出，我告诉红卫兵们她想死，觉得冤枉。第二天，我看见她跪在学院操场中心的桌子上，被红卫兵团团围住，大家狠狠地斗争她、污辱她、不停地喊口号。从那天起，她不理睬我了。我们不再是好朋友，甚至不是朋友了。83、我感到自己很猥琐几年以后，她的爷爷死了，她的家也搬了。我已拍了好几部电影，开始名扬四海。我一直追逐她的足迹，企图挽回旧日的友情。听说她也参了军，在西藏军区当兵。打听到她的地址以后，我不停地给她写信，我真挚地向她认错，请求她的原谅。我一次次寄去她过去同我要好时候的纪念物，以期唤起她的美好回忆。我每年给她寄挂历，我托任何一个见得到她的人向她问好，我告诉她我可以为她做任何事，只要她高抬贵手，不记我的旧恶。可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回音。她一定非常鄙视我，我在她心目中一定是叛徒“王连举”，简直就是托尔斯泰笔下《复活》里虚伪的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又过了几年，我去四川成都开演唱会。我已声名赫赫，又是四川人，此次“衣锦还乡”，十分引人注目。我带着深深的忏悔，四处打听她的消息。她已调回成都，在一个文化馆工作。我找了许多人带话给她，送票去请她来看我的演出，她没有来。后来，我发起一个同学聚会，请了全班的所有同学在锦江饭店吃饭，我最大的愿望当然是想见到她。我们走进锦江饭店的西餐厅，到处见到的是满面春风的人，不停地有人找我签名，不断有观众感谢我为四川人争光。我一边左右应酬，一边与同学们叙旧，正在忙乱、得意之时，我看到了她！我站起来，迎上前去，请她坐在我的旁边。她坐下了。我看着她，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感到我的猥琐和卑劣，在她这面镜子里，我被剥去了遮羞布，**裸地晾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丑陋的灵魂被暴露无遗。其实我的觉悟已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正当我勇往直前地同“帝、修、反”斗争时，我的父母、舅舅，还有几乎所有亲属都被揪出来了，我的一家都是川东地下党，而**明确指示了“川东地下党都是叛徒”。**的指示下达后，西南地区又开始了一片新的大乱，“革命风暴”席卷四川每一个角落。《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自杀了，所有川东地下党的党员们被斗的斗、关的关、打的打，无一“漏网”。如同遭到强大的电击，我幡然悔悟。我开始怀疑起我们的所作所为，我开始想到那些“牛鬼蛇神”也许是冤案，因为我的父母是好人，是真心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的人，我同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我比谁都了解他们。我停止了我的一切“革命行动”，我开始消极了。可是，已经晚了。我变成了“狗崽子”，遭到了别人一样的命运。过去我怎样对待那些“牛鬼蛇神”，现在红卫兵们也怎样对待我。我被“革命”的浪潮卷过来，冲过去。等到我终于可以停下来，可以同人们对话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