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泽西1995年(2)
遗憾的是,我的出世并没有令这个家安定下来,噩梦依旧在这个家庭里周而复始。母亲常常会不辞而别地离家出走,几个星期后,又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请求父亲的谅解。有时候,她会跑回俄亥俄,去看看家里人,还有藕断丝连的老相好。几个星期之后,她又会抱着我回到新泽西,求父亲再给她一次机会。结婚以来,这样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五年,终于,父亲再也没办法忍受下去了。1957年,父母正式分居,很快便签订离婚协议。那一年,我只有两岁。父亲想要争取我的监护权,但是律师对他说,法院通常都会将子女的监护权判给母亲。“你或许能让法官相信,她是一个不称职的妻子,”律师说,“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证明,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事实上,想要证明帕德瑞拉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并没有那么困难。回到俄亥俄之后的帕德瑞拉,很快便又陷到酒馆和男人堆里不能自拔。母亲夜不归宿的日子里,我就从一个亲戚家住到另一个亲戚家,从一个朋友或熟人家里辗转到另一个朋友或熟人家里。母亲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妓女生涯。我的手里没有几张五岁之前的照片,对于那段时间的记忆,也几乎是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任何有形的东西能够帮助我找到哪怕对那段时间的一点点回忆,除了帕德瑞拉在她难得清醒的空隙里随手写下的几行潦草的字迹:双B十个月,长了第一颗牙;双B一岁,体重二十四磅;双B的第一句话:“不要!”双B三岁,最喜欢玩具手枪,喜欢飞快地拔出手枪,向别人开枪。和母亲分居,等待离婚裁决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曾经几次到俄亥俄来看我。每一次,母亲都不允许父亲和我单独在一起,一定要让她弟弟的女朋友在一旁监视,生怕父亲会把我偷偷带回新泽西。1958年,我刚刚过完三岁生日,法院勒令母亲住院十二周,完成戒酒疗程。这段时间,我大部分时间住在一位阿姨家里。戒酒疗程并没有让母亲从酒精当中解放出来,我甚至怀疑这种疗程是否真的有哪怕一点点的效果。母亲好像并没有完成整个疗程便提前出院,而且,她在医院里和一个名叫克罗德?库尔迪斯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克罗德是名黑人,母亲的家里人绝大多数都不赞成母亲和他交往。母亲和克罗德四处痛饮的时候,就将我放在克罗德的母亲家。在我穷尽一生依旧摆脱不掉的那场梦境当中,不停地出现在我眼前的那座房子,正是库尔迪斯夫人家的房子,而伸向我的那双手,也正是库尔迪斯夫人的手。我在库尔迪斯夫人家中住了几个月的时间,是她的善良与温柔,为我那段孤寂的生活平添了几许温馨。库尔迪斯夫人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老人。直到现在,时而,从睡梦中醒来,我的眼前便晃动着库尔迪斯夫人的身影,还有她的那座小屋。我甚至还能记得许多年前,我那间卧室里的味道,以及从门缝中渗透进来的一线惨淡的灯光,让人心底徒然地生起一份绝望与恐惧。我记得同在一座房子里玩耍的小伙伴们嘲笑我无家可归,我记得自己幼小的心灵里渴望同伴们放过我,不要再嘲笑我。而我最记忆犹新的,是我茫茫然走向陌生的房间,一边在心底问自己,今天妈妈会不会来看我?随着我的记忆日趋清晰,母亲的身影却变得日益飘渺,越发支离破碎,就好像我的那个梦,隐隐约约好像看到些什么,却又什么都无法看得清晰。那一场梦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梦里的那个男孩子,像是注定要永远那样孤零零地下去。对于我的处境,鲍伯舅舅再也没办法听之任之下去。鲍伯是帕德瑞拉的哥哥,同时也是我的教父。我至今还保存着他的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鲍伯舅舅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和我母亲非常相像。照片上的鲍伯穿一件白衬衣,套一件夹克,双唇紧闭,脸上像是一副不屑的样子。1959年,依旧住在新泽西州的父亲在班上接到鲍伯舅舅的电话。“多恩,”鲍伯对父亲说,“你最好来把双B接走。帕德瑞拉简直是疯了,根本不懂得照顾孩子。她现在和一个黑人住在一起,两个人只顾自己胡闹,把双B丢给那个男人的母亲睬都不睬。”对于鲍伯的这番话,父亲多少心存疑虑。一直以来,母亲的家人从来都是站在母亲的立场上,支持母亲的任何决定。他们非常爱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们在照顾我。既然如此,鲍伯为什么要冒着永远失去我、甚至失去帕德瑞拉的风险,打电话给父亲呢?“鲍伯,”父亲说,“你我都明白,血浓于水。你为什么要来帮我?”“这句话在帕德瑞拉身上已经不适用了。”鲍伯说,“多恩,我是爱双B的。我知道,你会照顾好他,所以才打这个电话。”“你要知道,如果我把他带走,你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父亲说。“我当然知道。”鲍伯说,“可是,你如果不带他走,他这辈子就毁了。”于是,父亲放下电话,来到俄亥俄。整整花了三个月时间,父亲终于取得了我的监护权。警察找到我时,我还住在库尔迪斯夫人家。父亲跟着警方来到这座小屋。我的身体还算健康。父亲至今依然记得,库尔迪斯夫人待我非常好。他说,我那时称呼库尔迪斯夫人“祖母”。老人非常关心我,但同时也挂念着她的儿子。克罗德?库尔迪斯是一名惯犯,有多次暴力犯罪记录,不知道他当时正和帕德瑞拉在什么地方逍遥。警方把我带走时,库尔迪斯夫人一再请求警方,不要因为我的事情找他儿子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