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红卫兵把奥戴丽送回查理(2)(图)

1966年，在中国对旅游者开放前，奥戴丽独自登上长城。

街上的锣鼓格外喧闹，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大批学生跑过长安街。好奇心战胜了最后一点理智，我抓起相机跟着他们走过一条叫“太极厂”的人行道。我们走向一座苏式建筑，四周布满探照灯，照着四巨人的巨幅照片：马、列、斯、毛。这是一座党委机关，几个表情严峻穿中山装的人站在台阶上高呼口号，号召学生帮助他们除“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年轻人高喊“**万岁”并且高举拳头，像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我爬上黑铁栏杆拍了几张照片，等我转身准备回饭店时却被满怀敌意的学生围住了。背靠着墙，我已经没有退路。他们都在高声叫骂，像查理骂那些小孩，两个恶人伸手要抢我的相机。就在这时，我听到人群中有人喊：“奥戴丽！奥戴丽！”我朝街对面望去，在国际俱乐部台阶上站着两位在南京时认识的老朋友：瑞士大使馆秘书海蒂·克拉尔和法国武官雅克·吉约玛斯。“快跑！”他们大喊道，“奥戴丽，快跑！”学生们似乎和我一样吃惊。当他们正盯着对面台阶上高喊的外国人，我撒腿就跑，感谢祖宗传给我的两条长腿。我一跑到安全地带就一把抱住雅克和海蒂说“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奥戴丽，”雅克取下单片眼镜扬起浓眉，“你不觉这是我们应该问你的问题吗？”吉约玛斯上校帮我搞到一张硬座票，挤上开往上海的一辆超载的火车。我可以在上海飞往广州。我问雅克能否回法国外交部帮我把胶卷寄出去，因为中国人不知道我是记者，我现在担心他们会在海关没收我的胶卷。“奥戴丽，”雅克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你难道不明白中国人完全清楚你是谁，去过哪儿，干过什么？高个蓝眼金发女郎在中国不太容易融入街景，不是吗？你以为刚才我们是怎么在人群中认出你的？如果中国人这次不揪你，那他们以后也不会。”我上了火车希望他是对的。现在我才想到邓齐是怎么知道我要去南京的。他是官方导游，因此一定在名单上见过我的名字并且知道我的姓已从朗宁改成托平。火车上挤满了免费乘车的危险狂热的红卫兵。我尽力不引人注目，但雅克是对的，我很快就成了中心。幸运的是有几个红卫兵想练英语。我告诉他们我叫“奥戴丽·朗宁。”他们却听成了“跑”(朗宁听起来有点接近“跑”)，这下引起了一阵狂笑，一个人说“唉呀！这儿有一条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我笑得比所有人都响，像查理一样，并朝他们挥动加拿大护照，“我是加拿大人！”我大喊着，并让他们相信作为一名加拿大人我也反对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每一站都有更多的红卫兵拥上来，准备去完成“破四旧”的光荣使命。这趟夜间车没有卧铺。我坐着打瞌睡，突然想到我们一家此刻散在各地，每个人都好像正好在对方的敌占区。我带着一箱子没冲洗的违禁胶卷和一群红卫兵一起坐火车穿行在红色中国；苏姗和凯伦在台湾岛(旧称福摩萨)，蒋介石和国民党被**和**从大陆赶到那里；爸爸在北越的河内；胡志明的部队正与南越的美军交战，而托平在那儿报导战况；罗宾、莱斯莉和查理在香港坚守英国前哨。当列车驶进上海站时，我和红卫兵已相处得很融洽，但他们显然是满怀狂热爱国激情的危险易变的少年。他们的伟大领袖**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去清除社会上、党内、政府和学校里面的反革命分子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红卫兵告别时我心里充满了担忧和不祥的预感。我飞到广州，然后坐火车去边界。这趟车几乎是空的，当时不允许中国人离开中国。我抵达香港边界的第二天，红色中国天下大乱，竹帘子又拉上了。中国对外国记者封闭，搞了五年狂暴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相对平稳地继续了五年。年轻的红卫兵狂热地展开清洗，经常自行其是而没有北京的指令。他们打砸历史建筑，毁坏文物古迹，侮辱著名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以及学校的老师，有时甚至侮辱自己的父母。各省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在红卫兵的派别武斗中伤亡。到1968年，**不得不实行军管来制止红卫兵。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而永远无法完成中断的学业。他们成为中国迷失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