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苦难的恶咒与良心的担当

──青年作家葛红兵的人生历程

葛红兵这个名字

1968年11月，葛红兵出生在江苏南通，那一年冬天特别冷，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惊惶动乱的时期。父亲给他取名“红兵”，一个顺应时代的名字，也许想留下一些关于那一个时代的记忆，尽管在那一些记忆中充满了艰难和苦涩。

关于自己的名字，在接受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葛红兵说：“我在想，实际上每个人都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足迹。我在想我的父亲，他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人？当1968年我生下来的时候，正好是红卫兵运动时期，他想他的儿子可能跟这个世界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他的产品，同时又和时代联系紧密——我想他可能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叫我“红兵”。我很感谢这个名字，我觉得名字在冥冥当中给我很多力量，比如说斗争的力量，跟自己内心的怯懦作斗争；跟外界的不相合不相容作斗争，使自己越来越充实。如果说个名字能够给我一些暗示的话，我觉得它真是很有意味的。”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那一年，因为一篇文化“悼词”，葛红兵在中国文坛掀起轩然大波，这个名字也因此响彻了大江南北。“和时代紧密相连”，看来这话说得没错，也许，这个名字是有某一些预兆的。

“我是一个农民”

“近年来我不断地宣称我是一个农民，不要叫我知识分子。即使我是一个教授，我还是要像一个农民那样的说话。我希望我的语言像农民号子一样在大地上回响，那么有力量；我希望我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就像农民脱光了衣服在大地上劳动一样，他们不害怕自己的皮肤暴露在阳光里，不害怕流汗，那种非常本然的东西”(《让我的文字直触我的内心》，湖北电视台，2001年11月)。这话在葛红兵，并非骄情之词，他代表了葛红兵的学术立场，他的所有学术活动，所有创作倾向都和这一原初立场有关，他说，他要做中国农民的良心，他作为一个农民要为自己的出身有所担当。

的确，作为一个文艺学学者、作家，葛红兵关注的面可能是太宽了，他甚至写了一系列研究农民问题的论文，他的关于农民户口问题的论文、关于农民工待遇问题的论文还被中国妇联、公安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和组织的全国大型民工问题研讨会看重，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葛红兵说：他不能做一个无动于衷的研究者，他要做一个呼号着的战斗者。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学术立场呢？让我们追寻他的人生的记忆吧。

生活中的葛红兵，眉目清秀，气质儒雅，戴一幅无框近视眼镜，给人的印象文弱而忧郁，从他的外表已经看不到农民的气息。有文章描述他外貌“潇洒倜傥，书卷气十足，酷似早年间的徐志摩，一个典型的江南才子。”只有你接触了他，和他聊天，听到他内心的声音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所说的“我永远是一个农民”的意义。他有很深的乡土情节。据他的一个朋友说，他的理想是“早日归乡”，“回归田园”。

其实，葛红兵并非江南人，而是苏北人，祖辈由山东辗转至江苏。他看重自己的北方血统，欣赏那一股古往今来的豪侠之气，或许，这是他嗜酒、不驯等性格的源流。

江苏南通，古称通州，长江万里由这里入海，江海平原的一个村庄就是葛红兵的故乡。二十世纪中期，葛家祖辈创下的家业早已萧条败落，饥饿、贫穷和屈辱，像蛇一样地纠缠着这一户普通的农家。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为了逃离故乡的不公正的境遇，父亲领着母亲，离乡背井去苏北的一个农场当农工。葛红兵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在祖父祖母的照顾下，他一天天地在故乡的那个村子里长大了(田新：《无垠的夜空中，他将在哪一角闪烁――记青年学子葛红兵》，《女友》，1998年10月)。

小时候的葛红兵十分孤独。村子里的孩子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唯独他不是。在自传体随笔小说《我的N种生活》中，他写道：“那个时候你很少见到你的父母，一年也难得有一两次，每当你的父母回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是你的节日，它属于你，但是，事实上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爱的渴望中，他显得沉默而且忧郁，从年幼开始，他学会了自己对自己说话。

潮湿低矮的农舍，光焰黯淡的煤油灯，冬天穿着空心棉袄和大腰棉裤，一双小脚在草绿色的球鞋里冻得红肿发黑，一天吃两顿麦片煮的稀粥，饿得头发晕，趴在村办小学校的课桌子上——“在这种饥饿的感觉里，你体验不到那种尊贵的感觉、尊严的感觉……”(葛红兵)

多年以后，回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葛红兵认为这是非常难得的人生体验，它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内心中最为纯真本然的情感和思绪：“比如说跟动物的交往、小鸟的交往，跟猫、狗还有牛、羊、马等等，一系列这样一些小生灵的交往。还有就是跟树木植物的交往。因为你知道，一个农村的人，他对植物的认识，跟城市里的人完全是不一样的”(葛红兵)。

村外麦浪暗绿色地起伏，田间农民淌着汗水劳作，一切都映入这一个农民儿子的眼睛里和心里，童年和少年的时光飞快地流过。站在家乡的村口，看见太阳在身前的这一片辽阔的江海平原上东升西落，他想，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黑色怪圈与精神孤儿

和中国千万个农村贫苦孩子的读书经历非常相似，坎坷艰难筑成了葛红兵二十年的求学之路。

因为没有家世背景而不能升入乡办中学，只能留在村里的小学附设初中念书，1984年初中毕业，葛红兵是那一所设置简陋的农村学校自办学以来唯一考入高中的农村孩子。他被海门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家里人都为他高兴，高兴孩子有了这样一个脱离农村户口将来吃皇粮的机会。来到海门，从来没有走出过家乡的他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虽然那时的他所知是很有限的，但是命运在他的眼前打开了这一扇窗口，由这里，他可以比先前在家乡的村头看得更远更广阔了。

读初中和高中，葛红兵好学不倦，文理科兼优，他能用痴迷诗歌的热情去演算复杂枯燥的数理化习题。过人的天资和勤恳的学习态度使他在学业上几乎无往而不胜。多年以后他回忆说，由于对于文学的挚爱而不得不放弃了理科专业的选择，但是他相信，当年自己如果选学理科，今天一样也会获得成功——关于这一点，他十分自信。三年以后，1987年，葛红兵以优异成绩从海门师专毕业，以2%的选拔率，免试保送进了扬州大学。

80年代末的中国，一个人文主义复兴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处处飘荡着文学青年的纯真的梦。在扬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求学期间，在大学课堂，在学校图书馆，如天方夜谭里的传说，知识之门五光十色地在他的眼前轰然开启，他走进去。那是怎样的一种贪婪的阅读的感觉：“那个时候我读黑格尔、读康德、读萨特、读波伏娃的作品，那个时候《第二性》刚刚流行。读这一系列的作品，就是为了什么，在精神上跟我的乡村意识彻底的决断。有时候我说我希望自己在精神上是个孤儿”(葛红兵)。他如饥似渴，汲取他所能获取的知识精华，如他在回忆中写到的那样：“对自己都到了苛酷的程度”。“苛酷”，一个很可怕的词，用在一个刻苦求学的农村孩子的身上却是非常贴切的。

扬州大学四年，葛红兵的学习成绩连续四年全年级第一名，四次获得三好学生奖学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毕业时他报考研究生的要求被拒绝了，有规定说他是“保送生”，所以非得“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当他踏上人生旅途的初期，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他总是陷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之中。一个能够扼住他命运的“神秘的物”，一而再地“阴影一样来到他的生活中……”

葛红兵回到海门，在原先的那一所母校海门师专教书。从这个地方飞出去，“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鲁迅《在酒楼上》)，他的心情的沮丧是可想而知。在这个很小的城市，他找不到一本可以阅读的书，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话的朋友。在那一段时间里，他不断地翻看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他想追问人的存在的本源，人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他因为彷徨而痛苦，他很想知道，目前他所面临的难道就是他命中注定的一切——“因为没有希望。一个人，他的生活就像模子里注入水，没有什么希望，前面的一切都已经注定，这是多么可怕！”(葛红兵)。

纯真是美好的代名词

人生的不如意并没有影响到葛红兵对教书这一行业的热爱，他担任中师教师两年，每天对着讲台下和他一样从贫苦村庄走出来的农民的孩子，看着他们一双双求知如渴的眼睛，他想，他比别人更能理解他们的艰辛。他认真地上课，倾其所学地教学，给予学生真挚的发自内心的关爱。也许，这也是他的精神上的寄托。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学生的爱和尊重。十五年过去了，不久前，应邀在新加坡讲学的葛红兵，收到了当年海门师专的一个学生的一封电子邮件，由这封信，我们可以寻觅到当年一段感人的故事。这位今天已经学有所成的学生在信中这样写道：

“今夜我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笔向您汇报我这十五年来的人生历程。

十五年前的那个炎热的夏天，您的一个顽皮的学生给家里留了一张纸条后，偷偷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去寻找他尊敬崇拜的实习老师——葛老师。虽然他去的地方并不遥远，但这次旅行却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当您父亲领我进您房间刹那间的情景，那时，您正聚精会神地为父亲书写毛笔公文，突然间看到我这黄毛小孩地贸然登门，您的反应是既惊讶又高兴。您笑着对我说，“你怎么能找到这里的？”或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十四岁的小学生仅凭着老师留给他的一个通讯地址，在当时交通、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独自一人到长江边去寻找他崇拜的实习老师确实不是一件易事。可我那会儿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要见到葛老师，要在短暂而难忘的实习教学活动结束后，在长江边再次聆听多才多艺的葛老师的教诲。

……那几天里，您用自行车带我游览了长江堤岸、长江引水河闸、新兴的富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还给我讲述了许多童年趣事。那会儿，我深刻感受到您对长江母亲河的热爱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长江磅礴浩荡的气势一直砥砺着您的胸怀，奔腾不息，连绵不绝的长江水给您的思维倾注了无穷的源泉，若干年后当我听说您曾发誓要光着脚去长江大桥，站在大桥上，我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您胸中构建的长江大桥早已把您与南京长江大桥连接在一起。

那个夏日的早晨，您用自行车载着我来到新开汽车站，临别时，您将家里的土特产和两本您珍爱的海门师范获奖笔记本送给我，那时的我兴奋不已，稚气十足地对您说，“葛老师，我们很快还会见面的……”

老师与学生之间纯真美好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学生对老师的尊崇和挚爱，给予当年陷入苦闷之中的葛红兵心灵的慰藉。

飞翔的**

命运不断地扼住他“想在空中飞的本能和冲动”，但是他坚持“保留了这种想飞的本能”，他说：“这对我是个拯救，它使我没有沦落下去，就像在一个很封闭的井里面感觉到下坠，但是突然之间我会清醒过来，我会奋力地向上，向上飞。”(葛红兵)

在海门的两年，葛红兵前后两次考研，每一次都被录取，但是每一次都不被允许离开。

那个自以为能把握他的命运的领导说：“我干了二十多年还在这里，你算老几，才来就想飞？”他说当年是他保送他去扬州大学读书的，“养条狗还知道汪汪叫几声呢”他这样说。

“忧郁使他虚弱，孤独使他生病”，“他在病榻上看书，在胃痛中参加考试”，当第二次考研录取再一次受到这种无耻地刁难和阻挡之后，葛红兵几乎彻底绝望了，痛苦像一个邪恶的魔鬼把他击垮在地，他的眼前一片黑暗。就在这一刻，他遇到了他命运中的一位恩师——扬州师院(今扬州大学)副校长盛浩良。由于盛先生的出面斡旋，他被允许离开海门。临走时，单位逼迫他缴纳5000元“人才流失费”。对于当年十分贫困的葛家来说，这个数额是相当巨大的。为了帮助儿子实现的梦想，葛红兵的父亲四处向人求助，最后从亲戚那儿借到了一笔钱，这才赎出了那一纸“人生契约”。那一年他还不一定清楚，类似的遭际，在他求学及求职的生涯之中，仅仅还只是一个开始。

1993年，葛红兵重返扬州大学，成为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他心中悲欣交集，他感谢上苍赐予他重新跨入大学校门的机会，他一定得珍惜。在这个风光秀丽人文古朴的古旧城市，他疯狂地读书，疯狂地写作，将青春和生命燃烧得如风中之烛。他在报章杂志上连续发表作品，论文、散文、诗歌和小说，并于1994年获得优秀研究生奖。1995年，他读硕士研究生仅两年，即以优异的成绩被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他来到南京，那一个夏天，骄阳似火，他走上南京长江大桥，走进他童年的一个梦——“等到长大了，我一定要赤着双脚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行走”——那一天，桥面被太阳光晒得滚烫，那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乡下孩童的梦。抚着桥栏，看着滔滔的江水从桥下流过，他的心中如同波涛激流，翻滚撞击……

在他离开扬州大学后的第二年，盛浩良先生在扬州病逝。得到这个讯息，葛红兵一个人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久久地静坐，泪水打湿了他的衬衫的下摆。

自由和空无

“三年南大生活，她给了我什么呢？自由和空无——她不强加给你任何东西，因而我说她是空无，但是她让你自由地选择你想选择的一切，从这个角度说她又给了你一切。这对我是多么大的一种恩赐啊，这自由也是压力，因为在她‘傲慢’的辞典里，不管你做什么你都必须是最好的，她给你自由，就是让你自由自在成为最好的”(葛红兵)

儿时的葛红兵也有梦，但是很朦胧，走出故乡到外边的世界去，也许就是他的梦的全部。后来由海门到扬州到南京，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厚，眼界的开阔，这一个梦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在南京大学自由之风的熏陶下，他愈加坚定了自己求学的最终目的——“‘读最好的小说，写最伟大的作品’，此种霸气的语言，在那时的南大极为普通，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在南园三食堂吃饭的学生口里听到，他会一边剔牙，一边将上述话语掷地有声地扔给你。”(葛红兵)

古木森森的南大校园里又多了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如此丰富的人文主义氛围中，他自由地汲取他需要的知识的营养。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他一头扎进故纸堆，翻遍纸张发黄的书刊报纸，陈年积淀的灰尘沾黑手指熏黑鼻孔。他开始“研读海德格尔、萨特、尼采、福科，对‘身体哲学’感兴趣，想把‘身体’搞成一个具有本体论意味的哲学概念”(葛红兵)。阅读，思考，写作，他不舍昼夜。

勤奋苦读之余他遍访古城南京，明孝陵、中山陵、秦淮河、明城墙——“这是南京最美的地方，但也是最容易让人感伤的地方，我看见明代的城墙在1999年的秋天长满了爬山虎，晦暗地矗立在深秋的风中。”(葛红兵)——尽染六朝烟水，结交江浙名流，他和南京(还有上海等地)的“新生代”作家过从密切。那几年，南京浪漫喧哗如同塞纳河的“左岸”，对文学的痴迷使一群激情青年疯狂地聚集在一起——1993年，葛红兵就开始了对新生代作家的研究工作——“研读他们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葛红兵)。

有人撰文说：“在对于新生代作家的解读中，葛红兵的文字是最贴切深刻的。”“对于70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和另类女性写作的解读是那样文采飞扬、才情流溢。他的解读绝非那种纯学者化的干瘪的剖析，而是融入了他本身的热血和体温”(《葛红兵现象剖析》•《文学自由谈》2002年4月，戈雪)。

南京大学读博三年，他发表论文六十余篇，连续两年以本专业第一名成绩获世川良一一等奖学金，并于1996年获得黄侃学术一等奖。离开南大的时候，他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新锐评论家，在1998年11月《作家报》的一篇报道中，他已经被列为新生代评论家的代表人物。“不管你做什么，你都必须是最好的”。他给自己压力，因为他知道，这种自由的时光在他的一生中并不会太长久，学生生涯很快就要结束，青春和生命对一个人来说非常有限，对此，他有着比常人更为敏锐的感觉，所以他感到忧虑。

之后有一年，他回到南京大学，站在那一幢灰砖绿瓦的老式钟楼前，久久地，他沉默不语，那一天，太阳的光影在阔大的校园草坪上飞快地移动，在他的眼里，那就是时间。

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98年，葛红兵以优异成绩从南京大学毕业，获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他的才华得到当时湖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兆鹏先生的赏识。那一年的七月，高涨的长江水位还未完全退下，葛红兵带着简单的行李和1000册书，乘船逆江而上来到武汉。

在湖北大学，葛红兵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正式登上大学讲坛，他还未满三十岁，留在学生记忆中的印象永远都是一个“朝气勃勃充满阳光的大男孩”(湖大学生)，一个在讲堂上才气横溢，讲堂下温文儒雅的年轻教授。他的一个学生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像葛老师那样！”无论在海门师专，还是在湖北大学，以及后来去的上海大学，他总是被他的学生视为偶像，许多学生都会以葛老师为榜样，激励自己的人生奋斗。

葛红兵在武汉只待了一年，在这个城市，他感受到了院校以及文坛的朋友们真切地关爱。白云黄鹤的故乡终究未能留住他如黄鹤般地飞去，夏秋冬春，短短的四个季节，在他人生旅途中飘忽而逝。1999年7月，葛红兵离开武汉来到上海，执教于上海大学，2001年评为文艺学教授，属中国高等院校为数不多的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之一。同年，担任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上海有人撰文说：“葛红兵是作为人才从南京引进上海，人称一匹黑马”。他在武汉整整一年的时光就这样轻易地被抹掉了。也许，在他自己的记忆深处，这一段时光并没有消失——在葛红兵的自传体随笔小说《我的N种生活》中有这么一段话：“由此，我想到我的恩师王兆鹏先生对我的帮助。他们(指他一生中遇到的好老师)都是真正的人，他们帮助我获得自由，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人身上的，他们知道帮助一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帮助。他们的宽容和仁德让我感佩，他们的伟大的灵魂对我永远是一种感召。”

2003年春，在接受上海教育电视台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及：“你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定位”这一个问题时，葛红兵说：“我想可能两个吧。一个是作家，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小时候我就想，如果成为一个作家，我可能会很有价值。因为我从小就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跟周边的人不一样，这种愿望非常强烈，一直到现在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个教师。我想跟学生在一起，跟一些很年轻的孩子们在一起，然后看着他们渐渐地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在我的眼睛里越来越成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人生有意义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事业成功人士，在拥有了批评家、作家等众多的社会头衔之后，他仍然愿意选择教师为他的终身职业，说明他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上海大学校报记者采访说：“葛老师，第一次来上您的课的时候，真是觉得景象壮观。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早早的来到教室，还有这么多人在门外因为没座位而没法进来。”因为学校学生对他的选课率，上海大学专门修改了原先选课系统。有一次，150人容量的班级，居然有两千多个学生选择上他教的这一门课。有人这样描述葛红兵的教学：“他音色洪亮，上课慷慨激昂，发言自有气势，这是年轻的资本和年轻的无穷潜力。”另一个学科的学生说对他说：“(我们学科的)老师建议我们来听听你的课。他说你的思想很新潮、很新锐，敢说别人不敢说的东西。”上海大学有研究生说：“正如政治家崇敬**；文人崇敬鲁迅；我崇敬我的老师；永远！”渊博的知识，新锐的思想，风格别具的教学方式，以及近十年来在学术界和文学界所取得的令人目眩的成就，奠定了葛红兵在高校的地位，在他的学生的心目中，他是无可取代的。

新生代批评家的沉浮

武汉作家邓一光说：“我觉得葛红兵是一个坏小子。他是一个太不守规范、一个反秩序、而且以反秩序为乐的写作者。”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上，葛红兵注定要成为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很多人都是自文坛“悼词风波”以后才开始注意到他，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以新生代批评家的身份在文坛上显露出锐利的头角。

早在1991年，他在扬州大学读本科，就以“文学史学”系列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关注初露锋芒，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1996年，他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获黄侃学术奖，那一年他二十八岁。1997年，他提出了“相对主义的批评观”，引发了一系列学术争鸣；1998年，他提出“身体型写作”及“个体性文学”等文学批评概念，至今仍然为文学批评界激烈论争的话题；1998年10月出版了学术专著《“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其后不久，他的“新生代小说研究”的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葛红兵是国内最早关注新生代作家的文学理论家之一，是国内最早一批对新生代作家进行个案研究和以及群体定位的批评工作者。经他评论的作家有韩东、鲁羊、朱文、毕飞宇、何顿、李冯、海力洪、朱文颖、魏微、棉棉、卫慧、丁天、李洱、刘继明、张执浩等40人左右。他的那些评论文章的文风也是独具一格的，学者杨剑龙在一篇文章中说：“他从前辈学者那儿学习学院派批评的扎实与深刻，他又以新一代学人的姿态追求批评的流畅与灵气，他的论文文字的随意与洒脱，可称为‘新感性批评’”。2000年，一批七十年代生新生代作家在中国文坛上声名大燥，有人寻觅其源头，戏称葛红兵为“新生代教父”。葛红兵的作为批评家的声名和新生代作家的沉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2001年，葛红兵在上海发表文章：《跨国资本左右下的中国当代的写作》，对他曾经给予过极高评价的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此文遭到被批评者的激烈反驳，他也被媒体称为“新生代作家杀手”，他也因此失去了很多作家的友谊。作为批评家的葛红兵是苛刻的，他只为内心的感受写作，只为内心的文学理想写作，而丝毫没有顾及到自己在人世间的处境。

1999年12月，葛红兵在《芙蓉》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文章，引发世纪末中国文坛的轩然大波，全国数百家纸面媒体介入了有关此文的论争，论争白热化的时间持续一年之久，至今“硝烟”仍未散尽。

“悼词”中的一些尖锐激烈的观点属此次文坛大论争的焦点，即作者对于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人及作品的总体性的悲观评价，葛红兵也因此被人称为“骂评家”和“酷评家”。其中有持反对意见者以《为炮制悼词者出示红牌——致葛红兵》(红孩)为题，对“悼词”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更有人投公开信于中国作家协会，称“我们”怎么能“纵容这种对中国近百年文化艺术的一笔抹杀？对鲁迅等文化巨匠的辱骂与嘲讽？”

2000年一直到2001年的夏天，那一段时间，葛红兵经历了一次沉痛的思想历程。当初，他只是想用一篇文章将自己钻研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一次情感上的总结，只是想更为真诚坦白一点地表达一下个人的见解和看法，以这样一种相对自由的表述方式。但是，他没有想到竟然引发出如此激烈的后果。对手的攻击和谩骂，朋友的误会和疏离，周围的世界一夜之间变得陌生，他感到不为世人所理解的孤独和痛苦。

任何事物都会有它不同的两面，关于“悼词”的评论也是一样。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开放变革的时代，新时代精神强调的是进取与包容。在一片甚嚣尘上的反对声音中，有学者站出来提出与“主流舆论”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有评论家说：“葛红兵正是在世界优秀文学的宏观参照系下，立足于文学本体观作出的否定性评价，或许他的某些表述欠妥，但其基本判断是成立的”(刘川鄂：湖北大学教授)。有评论界人士认为：“悼词”的意义就在于道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偶像的黄昏”，说：“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渴求偶像又制造偶像的历史时间，而这种以偶像为中心的精神文化活动，曾经上演了一幕幕悲喜交织的戏剧；那么，二十一世纪则应以历史的清醒理性宣称：偶像的黄昏已经来临。这是一个大众狂欢、消解神圣的世纪。尽管我们渴慕寓言世界的‘大师’，然而真正的大师依然没有出场。葛红兵博士的‘悼词’，其实也蕴含着这样的哲学智慧：悼词其实是期待新生的音乐”(颜翔林：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2003年，在接受上海教育电视台的采访中，葛红兵回忆这一段经历，他说：“(当)你对这个世界当中你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你憎恨的东西，抱以大悲愤、大愤怒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冲突。因为你所憎恨的，可能正是别人所喜欢的；你所不喜欢的，可能是别人用终身的精力去追求的……突然有一天，你的评论出现了悖反，然后那些终身以此为事业的人，会觉得你摧毁了他们的一个信念，那么这种大憎恨，就会追加到你的身上；然后就会导致对你人格的怀疑，对你整体性的怀疑，这种怀疑真的曾经使我非常痛苦。”

1998年，葛红兵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文学史学》专著，该著作的体系性、理论性、创造性上被学界高度评价，认为该作已初步建构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体系(孙德喜：武汉大学博士，扬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方面，作为第一个出版《文学史学》专著的理论工作者，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学学科理论的奠基人之一。2000年11月，经受了痛苦的思想洗礼，葛红兵出版了他的又一部文学评论集《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书中更进一步地阐述了“相对主义批评观”及“身体伦理学”的文学批评立场。2001年6月，出版批评文集《轻快的柔板》；2002年4月出版思想随笔《心灵的课堂》；2003年5月，出版《葛红兵文集•卑贱的真理》、《葛红兵文集•**的心脏》两卷，同时出版了演讲稿文集《横眼竖看》。自此，他已经在国内文学批评领域以自己特行独立的视角和富于创见的思维，打破森严顽固的传统学术理念，奠定了自己的批评理论基础，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代表性的新生代学人之一(汤拥华先生在《花山》杂志撰文，把葛红兵和陈思和等一起看成是中国当代建立了独创批评话语的三位评论家之一加以评论)。

2003年6月，著名批评家王干著文说：“葛红兵因其独行的思想姿态和飞扬姿肆的文字在中国文坛成名，也因此成为一个另类的思想者，许多人对他的思想表现抱以惊惧态度，他遭到的拒绝和怀疑本是自然的，但还是出乎他的意外，他还不能理解另类的真正的真谛，我能感到他在这种氛围中的孤独和失望。我希望他不会为此而衰颓，希望他能够适时调整自己的学术方向。”

“三十岁之前我努力地寻找大师，我要从大师那里获得力量。但是三十岁之后呢，我觉得真正的大师在你的内心里，向你自己的内心学习，向大自然学习，这才是伟大的。所以我说三十岁之后，我向我内心深处学习，向我自己学习，我是我自己的大师”——葛红兵说。

我的作家梦

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接受采访时，葛红兵说：“作家，是我从小的梦想。”他说，“其它的称号呢”(譬如学院派评论家等等)，对予他来说“都是身外之物”。

也许在冥冥之中，有那么一股神奇的力量将他的兴趣引向文学，他天生的敏感、天生的激情，他的忧郁与生俱来，写作自然会成为他命中注定的职业，在他今后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中，他能做到视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这些与他天生而成的敏感力是分不开的。

“葛红兵的悲哀就在于他极端敏锐的感觉，对于文学宿命般的迷恋，恰如他的外形清秀英俊貌如郁达夫，他的内心的才情伤感、纤细敏锐也极似郁达夫。”(戈雪)

他说：“上帝给了我敏感，我在四岁的时候就能感受的牛的悲伤，生产队里杀牛，一头老牛，打我生下来它就在了，它比我在这世界上呆的时间长，可是它要死在我的前面……我站在大地上上，那种悲伤从地心传来，从天空的云朵传来，我在这种痛苦里一个人走了三里路……”

很早他就开始了写作，在海门师专读书时，他疯狂地迷上了文学，他的诗歌在报刊上发表，他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少年诗人。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他不仅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完成了一部学术专著，另外还创作了两部少儿科幻小说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98年孤身一人来到武汉，他用写作来抵抗身处异乡的寂寞。一年的时间创作了大量的随笔散文，哲理思维与抒情描述相融，文风独具一格。1999年和2000年，他的散文、随笔连续入选中国最佳散文随笔选，有人评论说：“他性格中的率真和思想中的绝断，给予他的文字以巅峰的力量。”

“生活深处的隐痛，它们唤起了我以及我的语言，让我的体内有痛的感觉。我的隐痛是无限的，语言对我来说是阶梯，经过攀登，我希望尽头是一扇门，打开它我就可以看到那些痛楚和不公了。这种感觉比**、喝酒、游荡、读书更重要”(葛红兵)。

写作已经与他的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生活中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一天十数个小时在电脑跟前，他从没有感觉过枯燥，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分散他在自由空间纵横驰骋的思绪。每逢这时，他给人的感觉是冷漠的。“当他沉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的眼睛在虚空里，灵魂在别的地方”。也许，这就是他的写作状态。

2001年4月，随笔集《现在活着》出版；2001年7月，摄影赏析随笔散文《真实的荒诞》出版；2001年10月，自传体随笔小说《我的N种生活》出版；2002年4月，少儿科幻小说《未来战士三部曲》出版；2003年2月，艺术随笔集《维纳斯的抽屉》出版。

《我的N种生活》在全国销售突破60000册，登上海书城当年畅销书排行榜。书的部分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受到网络上下广大年轻读者的喜爱。国内众多的批评家对予这部小说很高评价：“我喜欢这本书以及这样一种自我独白的方式”(朱大可)；“这是一本精神的自传，这是一声声耻辱中痛切的呼喊”(余杰)；“它以一种心灵史的方式，充分展示了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自然的存在，既具有许多异质成分，又具有许多共通的人性的劫难”(洪治纲)……

2001年11月，葛红兵回到武汉，参加《我的N种生活》研讨会并接受媒体的采访。武汉晚报以《美男作家载誉江城》为大字标题对他进行了专题报道；湖北卫视以《让我的文字直触我的内心》为题播放了对他所作的专题采访的全过程。2002年，上海少儿出版社于“六•一”儿童节期间推出葛红兵的少儿科幻小说。当年7月，中央电视台邀请葛红兵赴北京参加《读书时间》的节目录制。在央视演播厅里，葛红兵接受了著名主持人李潘的采访，谈书，谈写作，谈人生，谈理想，谈奋斗经历以及创作成果。

2003年8月，葛红兵在百忙中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沙床》的创作。书中以上海大都市为背景，描写了某高校一个青年教授和他的学生以及多名恋人之间的复杂**故事，对大学教授这个阶层的精神状态、生活状况都作了深刻地毫无隐讳地揭示和披露。小说弥漫着浓厚的离经叛道情绪和上下求索精神，“反映出当代社会普遍的心理危机及信仰危机，浓郁的爱欲气息、深重的悲悯情怀、真切的罪感意识构成了葛红兵创作的主基调；这些让他非常接近卢梭”(美国文派若萨大学副教授诺宾•薇拉语)。此书目前正处于紧张地编排阶段，长江文艺出版社准备于2003年12月将葛红兵的新书以强势推出。

如今，葛红兵的活动舞台已经跨出了国界，作为中国当代有代表性的新生代学人，他正活跃在国际舞台上。2003年9月，应南洋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的盛情邀请，葛红兵赴新加坡一年，以研究员的身份参加两国间文化学术交流，2003年6月，葛红兵将远赴欧洲，任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康桥”，多么诗意的名字，在那里葛红兵将登上讲台，代表中国学者为海外学子传道授业解惑。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