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谈《沙床》

问：你怎么给《沙床》定位？

内容上《沙床》是一部生命小说，它是探索“人如何在死亡的威胁下生存的小说”。形式上《沙床》是一部学者小说，它指向的是对存在问题的终极思考--明年我将出版《沙床》的哲学版《个体及其在世结构》一书，《沙床》是我的哲学著作《个体及其在世结构》的副产品，事实是在《沙床》中我差不多已经把我的《个体及其在世结构》的基本思想及其写作思路和盘托出了。方式上《沙床》是一部自叙传小说，它用“第一人称”塑造了“我”这个虚构的人物形象，“自叙传”是一种小说虚构技法，和“自传”不是一个概念。

问：作为一名学者，你为什么要写小说呢？有谣传说《沙床》涉嫌**，长江社专门做了解释，你如何看？

是一个误解。

误解的关键是很多人未能准确把握和呈现我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我常常面对这样的误解，因为我是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和哲学爱好者，我常常是在这两个专业的范围内使用那些特定概念，对于我来说是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往往采访者和读者并没有时间深究这些真正内涵。

比如，我说这是“自叙传”小说，就有人问我“那么小说中的诸葛教授就是你了？”他们把“自叙传”和“自传”混淆了。

又比如，我说这是一个以“超越信仰”为中心的小说，有人就会问“你的小说中反复地谈论上帝，那么你是宗教信徒了？”，原来他们把“我小说中主人公谈论的上帝”和宗教的“上帝”等同了，事实是怎样的呢？我的信仰不是对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信仰，我的“超越信仰”只是由古希腊哲学，经希伯莱传统，而在康德、海德格尔意义上被阐扬的哲学的“上帝”--那个存在的本源，那个对存在的非公义性负责的世界本质；那个尼采杀死了又令其复活了的上帝，那个康德说，为了道德要悬设一个上帝，海德格尔说，还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我们的上帝，那个陀斯托耶夫斯基：在没有上帝的日子里怎么存活的上帝。我反复思考的是存在的非公义性问题。而不是上帝本身的问题。我的信仰依然在一个无神论者的范围内。

在“**”问题上也是如此。在我的观念里：**是生命力的代名词--我愿意写出人生上最伟大的生命力，因为我认为生命是“死亡之路上的挣扎”，没有“生命强力”人如何在这世上生存--要知道，存在是非公义的，存在只是向时间支付的罚金。**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是人作为一个族类延续和发展的原动力。

**和“**”无缘，更加和“色情”无缘。事实是在我的小说中，主人公“我”一直在回避“**”，他病入膏肓，不可能对“**”感兴趣。《沙床》是一部没有涉及性，进而也远离**的小说，它是一部严肃的生命小说，反映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生命和爱情的终极思考，小说中的主人公诸葛教授明确反对并且回避**，而把追求形而上学之神当作自己的人生使命；他对存在的非公义性发出了严肃的追问，对爱情和婚姻的神圣性表示了真诚的礼赞。《沙床》严肃地区分了**和色情的界线，更不是一部**小说。而且这部小说是在两年前创作的，当时我的心境处在痛苦之中，何以能写出与色情或是**之类的小说呢？大约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比我大一岁的哥哥重症乙肝晚期，我的胃也一直不好，萎缩性胃炎恶化，急发胃溃疡，不巧的是与此同时我还身染交际恐惧症，病痛与恐惧以及对亲人的担忧整天围绕着我，在这个时候，我考虑最多的是一些与死亡。写《沙床》的动机完全出于当时对自身身体以及精神的安慰。当时我想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缘何还有理由活下去。人值得为存在本身到这个世界挣扎一过吗？在我的思想里，这些都不是中心了，更重要的是命运。人的卑微、人的罪孽、人的渺小，人在毁灭之路上无望的挣扎，才是中心。

问：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写作开始转向身体，你觉得身体和写作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我一直在解释“什么是身体写作”的问题，现在我才发现，这是解释不通的，“身体写作”可以用在我的文学批评文章里，但是不能用在报纸上。因为它没有被正确理解的专业基础。

所以，我想抛开这个概念。直接谈。

我一直追随着我的本能--我对这个世界的最直觉的理解和感受--在写作；对我来说，写作就是让一个人抛开文化传统施加给你的各种惯例、常识、教条，抛开那个被文化遮蔽和压抑了的世界，用更加本真的眼光去观察和发现那个更为本源的世界，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更加依赖我们的身体感觉，我们的触觉、我们的听觉等等，而不是要克服身体。

问:这本书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人类真正要面对的命运是什么呢？是死亡。面对时间之水，我们甚至都比不上那些砂砾，它们能积淀成----沙床，而人类呢？只是时间之水上漂着的浮萍。

“沙床”的含义是：“永恒”将留在原处，而我们将随流而逝。我们是短暂者。

但是，短暂者也可以找到辉煌的东西。

古希腊人看见躯体的死，看见身体会**，大多渴望在精神领域寻找永恒，他们虚构了身体和心灵的二分法，觉得身体是皮囊，是表象，灵魂才是真实的，永恒的。以后，西方哲学都这么看。但是，我不这么看。

我相信存在就是身体，灵魂这是身体上的一个器官。身体才是我们的本质。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短暂者，承认我们是身体的人，而不是灵魂。

这些我会在《个体及其在世结构》中阐明。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了：为什么这样的写作能够热卖？因为这种写作更为接近存在的真理；假设你所说的热卖是事实。

问：你认为当下的作家应该如何定位？是保持尊严的文人还是成为大众娱乐明星？

葛：作家应该关心“真理”，他用它的文字亲近了存在的真理了吗？这个非常重要。只有他真正亲近了“真理”他才能获得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巴金身上的说真话、忏悔的意识，也是我敬仰的，尽管我当初批评过巴金，但是，我依然认为巴金是文学巨匠，是中国人求真意志、忏悔意识的象征，所以，我愿意我的小说中也这些质素，所以，我愿意这部小说献给巴金。我把这部小说的出版日期定在11月25日，巴金百岁生日那天，就是这个意思。我也已经通过有关方面向巴金表达了向他生日献礼的意愿。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小说配给巴金献礼吗？但是我要说，那个最贫穷的贫妇可以向那个古代的拿撒勒人基督献礼，并且得到基督最大的祝福，我也可以。凡是热爱文学的人，无论他是百万富翁还是贫民窟里的孩子，都有权利献礼。在我的意识里，向巴金献礼就是向良知和真诚献礼。我也希望借用你的版面再次表达这种心声。希望你能帮助我。

我不知道你问题中的“大众娱乐明星”是否有特殊所指，但是，我愿意说：巴金是我内心最伟大的明星，事实是巴金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要远远胜过任何一个当代“明星”。

问：你曾经提出繁华盛世最应当引起知识分子注意的是文化在精神上整体性的“娱乐化”，而你似乎正成为这一娱乐化的典型代表，你在意别人把你称做娱乐人物吗？

如果说，因为此次我被某些“造成”大众的“娱乐”，那么，我要承认我的确已经成了“娱乐”的代表。

但是，我的著作，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小说，都是严肃的，它们来自我的内心，真正读了我的书的人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我和我的作品被“妖魔化”了。

问：某门户网站罗列了本年度文坛十大秀手，你名列第三，你同意这个排名吗？你认为作家频频作秀的最终目的是为名还是为利？

我只为内心的“真理”而写作。当年我的《悼词》发表之后，也有人把我排在那年所谓十大作秀高手里，谁又知道，当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里摸爬滚打了十年之后，我发现这个领域并不值得我贡献一生，我是怀着悲痛的心情，怀着和自己曾经的理想告别的心情，怀着和自己的十年青春惜别的心情写那篇文章的呢。今天即使是那个侮蔑我的人也承认我在那个时候是真诚的，我受到了误解。如果因为我说出了真理，说出了那个真实，而受到嘲笑，我并不感到可耻。

这个排行帮我也看了，里面罗列了金庸、余秋雨、池莉、石钟山等等，尽管我批评过上述几位作家的作品，但是，我依然必须承认，这份指控他们作秀的排行帮是毫无理由的。池莉仅仅因为自己的小说名中有“快感”和“喊”两个词，就入选了，而另外一个人更可笑，她是因为她的小说中有“**”一次，难道这些词是有罪的吗？难道这些词是不洁的吗？难道我们真的不能面对这些我们天天拥有、天天在做的“事物”吗？

问：在被炒作的沸沸扬扬的美男作家事件中，很多人都无法辨别真相，你认为作家在这样的事件中通常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或者只是默认，随便出版社怎样操作，只要有利可图？

我没有参与，也不存在“默认”。事实是第四天我就在《新闻快报》表明了“痛恨”，并认为这可能对我的作品构成“贬低”。我之所以没有主动站出来到处喊“反对”，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称呼”本来没有恶意，这一点长江社在《声明》中解释了，编辑打趣和个别记者戏称，都没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尽管我表示痛恨，但是，没有发表反对的《声明》的原因。我不能为这种带着玩笑的称呼，认真去写一份“葛红兵声明”。我想“痛恨”这个词已经可以表达我的态度了。所以，我说我不会跳出来“反对”。但是，“痛恨”加“不反对”并不能推出“默认”、“合谋”来。如果我遭到某个人性骚扰，我会表明我“痛恨”，但我不一定会放下手中的事情，专门去做反对“性骚扰”的工作。没有那个时间。更何况，当时并没有人是在故意恶炒“美男作家”。这个称号后来广泛传播，里面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出版社也在纳闷。

我早就知道，这个“称号”对我有害，而不会有利“可图”，我从中能图到什么“利”呢？“名”是一个坏名，我不需要这样的坏名，“利”也是没有的。

许多人认为这可以促销我的书。这是误解。

首先，就一般知名度而言，作为一个学者作家，我已经拥有相对知名度和固定读者群，并不需要“美男作家”这种完全是另起炉灶的“抓瞎”宣传，这就像金庸如果出一本新书，绝对不会在“武侠小说作家”之外，突然策划一个“香港报业作家”的宣传方略一样。尽管我没有金庸的知名度，但是，这种道理是一样的。我很清楚我的读者群在大学生和热爱思想一些中青年读者中，如果要我自己设计宣传思路，我会有针对性地对这个群体做宣传，而这个群体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美男”、“**”，是“思想”，是“智慧”。

“美男作家”的宣传完全是抓瞎，它会让我失去大学生读者，而又遭至其他读者的抵触。

我非常清楚宣传对书的促销是没有根本影响的，宣传只能让读者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读者是否买这本书。我就是绝对不相信宣传并且对宣传反感的读者之一，我不会因为听信了宣传就去买一本自己不需要的书，更不会因为听信了宣传而去每一本和自己的趣味及阅读标准相抵触的书。

第三，我是有职业工资收入的人。这个书的版税，对我来说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有经济价值。真正的明眼人是可以算出来的。就我自己来说，我也算圈内人，对稿费很了解。在中国可能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通过图书版税致富的，我本人也没有这种企图。纸面文学已经衰微，靠图书版税致富，完全是天方夜谭。现在是影视网络媒体时代，纸面文学已经不是主流艺术样式了，这个我在几年前就写过文章，我认识得很清楚。三年前我在肇庆讲这个发言，有人批评我悲观。实际就是这样啊。二月河、池莉他们都不是靠图书版税致富的。

对我来说，写小说只是为了自我治疗，为了阐明我内心的“困惑”，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进而更多地理解文学，我才这样做的。所以，我说我不关心读者。要一个大学教师为了钱写小说是非常荒唐的。

写一个小说要用两年，而这个小说的版税却不会超过他几个月的工资，何苦呢？我不可能荒唐到连这点都想不通。

问：这个小说是怎么写起来的呢？

这个作品构思是在前年冬天。我哥哥病得非常重，我也病，在上海西郊一个朋友的房子里养病，那个时候，天气真的很冷，想一边养病，一边写《个体及其在世结构》的引言，但是，胃痛，加上身边没有资料，什么也做不了。这期间除了早就约好的给一个朋友的画展助势，出了个场，一个月几乎没有出门，但是，只写了两千字。

有天晚上，吴炫喊我、杨扬、郜元宝、王宏图等几个人吃饭。席间还有南京来的两位朋友。我就去了，那晚大家很愉快，那晚我对杨扬和王宏图说，我在写一个书，《个体及其在世结构》，想看看人是怎么活在世上的，写写这个年龄段对生命的理解，不过很难，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力气把握，很苦恼。王宏图听了，就说：“你不是写了《我的N种生活》吗？那种语言很好，干吗要逼自己？”结果，那晚结束以后，回到西郊我那个朋友空空荡荡的房子里，我就真的写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小说怎么会和**有关联呢？它和“疾病”的暗示和隐喻相连，不会有**。这个小说又怎么和金钱有关联呢？金钱能改变人的命运？

我把这个小说看作是命运给我的礼物。它对我是一个拯救。

不过现在，对于《沙床》和关于它的一切，可能我是最不关心的人。事实上这个小说已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要认真地说：我不关心《沙床》的销量，它对我的经济价值非常有限，我没有必要费力去做这些事，《沙床》的实际销量对我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有经济意义，我没有必要去“合谋”。事实上我没有向出版社提什么高额的版税、首版数的要求。当初，长江社，也不是给我条件最好的出版社。所以给长江社，是因为我相信长江社。事实是，从长江社的《声明》来看，它是对作者负责的。为一部作品以出版社的名义发一个声明在长江社历史上是没有的。我也相信长江社的解释。在这种前提下我还要怎样呢？

我要重申一遍：我不为利写作。看了这个书的人应该看得出来，我目前的精神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问：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作家使出浑身解数，频频出招作秀，这究竟是文学最后的出路还是文学正在走向死亡？

我不认为作家在作秀。我说了，那个作秀排行帮是对作家的误解。难道你人物余秋雨、金庸他们真的需要通过作秀来卖书吗？难道金庸和余秋雨等真的那么蠢吗？金庸捐出了价值数百万甚至接近1000万的房子，这样的人真的要通过作秀卖书吗？

文学不会死亡，因为文学不需要出路。文学将永远如此：只是部分爱文学的人事情。文学不必到不爱文学的人那里去找寻出路。就向音乐不必到牛那里去找市场一样。

问：许多人认为，在这场关于美男作家的炒作中，你是最大的获利者，但也有人替你可惜，你自己觉得你是受益者还是被侵害了？

我是直接受害者。

本来这件事原本没有什么意思。我一直低调回避是因为我觉得无聊，我以为这件事会很快过去。但，事实是浪头越来越大，矛头针对我个人人格了，人身攻击也来了。我希望这一切很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