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上帝给的日子

曾经说用三只眼睛看世界，并非标榜自己有"二郎神"的神通，而是指故乡、兵营、都市三块生活令我终生眷恋。

我在故乡度过了美丽又艰辛的童年和少年，在胶东半岛海防戍边奉献了最灿烂的青春，现在北京为军队文学艺术创作、出版，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才智。

江南水乡、海防军营、首都北京的环境、文化、大米白面、玉米高粱、牛奶面包、空气、阳光、雨露，养育了我，造就了我。

自小到今天，是父老乡亲、战友、同仁朋友与我一起在人生路上跋涉，品尝人生的苦涩和甘甜；经受生存的艰辛和残酷，感受人间的欢乐和温暖。

是他们给我生活，给我智慧，给我灵感，给我毅力。生活把我与他们融合，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唇齿相依。

我不能不关注、凝视、遥望他们，不敢有半点疏忽和懒惰。《兵谣》、《乡谣》、《街谣》，算是对战友、父老乡亲、同仁朋友的一个交待。

《兵谣》献给部队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乡谣》献给故乡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们，《街谣》献给书业界艰难创业的同仁、朋友和哥们儿。

自己是以这样的一种诚意来写这三部作品，不敢奢望战友、父老乡亲、同仁朋友们叫好，他们读了作品，只要承认我是他们的战友、乡党或者哥们儿，就知足了。

故乡是我人生的出发点，也是我文学的根。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根，根植得深与浅，获取的养分丰富与单调，成长的土壤富饶与贫瘠，决定着作家的写作生命。

除了山水、地域文化和风情的熏陶，我以为赋予作家文学天资和灵性的往往不是父母，而是爷爷或奶奶。

父母对儿女考虑更多的是责任，是管教，心理上的对立会导致距离。爷爷奶奶则不同，他们给孙儿孙女更多的是疼爱。

隔代老小之间几乎没有距离，相互间可以无话不说。家族的历史，村里的故事还有民间的传说，常常是爷爷奶奶与孙儿孙女间永恒的话题。

爷爷除了告诉我那些历史、故事、传说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宽厚的性格。

他是当地方圆几十里有名望的"牛头"，现在叫经纪人。做中间人首要的是公正，要主持公道，离开了公平、公正，这碗饭就吃不下去。

我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十八九年，从没见爷爷与谁有过纠纷，也没见他跟谁吵过架。

就是我娘与邻居发生口角，他也会把我娘叫回家。我记得他总是这样劝我娘："大小姐，谁对谁错都摆在那里，你让她去说，她不占理再骂人，村上人就会说她，一人说她一句，她三天三夜不睡都骂不够本。

"很小的时候，我陪爷爷睡，我问爷爷，我们家的屋子为啥比左右邻居的窄，床要是横着摆，连过道都没有。

爷爷说造屋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把活儿都包给了他们，他们把自己的墙沟挖到了咱家的宅基地上。

爷爷跟我说："忠厚才能有后。人一辈子不能占别人的东西，尤其不能占别人家的地，要是占人家地占到棺材坑那么大，他就该死了。

"当时我无法判断爷爷的话是否灵验，可邻居的长辈们不到四十就短寿倒是事实。

爷爷的宽厚影响了父亲，父亲在镇上猪行掌秤，也是一辈子做中间人，完全继承了爷爷的品行，江、浙、皖都有他的朋友。

宽厚待人成了我们家的祖训。现在想起来，太爷爷活到八十七，因带短工下地抢收麦子中暑而死；爷爷活到八十三，因患肠梗阻医院不给治疗而死；父亲今年已经九十一了，还常跟儿子们搓麻将，八十九岁那年跌断了大腿骨，居然还能长起来，如今走路连拐杖都不用，一天一趟街，天天到茶馆喝茶聊天。

现在再品味爷爷的话，道理深在其中。我的作品没有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大悲大喜；也没有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深仇大恨；即便写心地阴暗的小人，也总是以规劝的宽容让其反思。

这怕是直接受爷爷宽厚性格的影响，可以说是长，也可以说是短。我们家的生活境况，从太爷爷开始，一直处在叫富不富，叫穷不穷的中间状态。

这种状态让我自小看到了比我家穷困的人家，冬天穿不上裤子的贫寒，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贫民的同情；这种状态还让我看到了比我家富裕的人家，宁愿拿剩茶剩饭喂猪也不给叫花子一口饭吃的势利，我与叫花子一起对富裕小人充满憎恨。

同情与憎恨让我过早地成熟，我的情感变得细腻，对人情特别敏感，思维活跃丰富，世事记忆永久。

或许就因为这些，我的小说才生活扎实、细腻逼真、人物鲜活，人物故事才显得新鲜、独到，与别人的不一样。

三部小说，冠以"日子三部曲"，该有点想法。写小说的都在以各自的角度思考人，书写人生。

在部队一个青年作家读书班上我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凡是一个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独到的视角。

比如鲁迅先生的平民视角。他的眼睛始终盯住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他的爱与恨都交织在国民的那根脊梁上。

无论阿Q、孔乙己还是祥林嫂，都倾注着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比如郭沫若老先生的文化视角。他的全部作品中，无论是秦始皇、屈原还是王昭君、高渐离，在他们身上放射出来的艺术光芒，都饱含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再比如莫言的童真视角。他喜欢用童真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世界在他的童真目光里，非常滑稽可笑，又非常真实可爱。

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还是《牛》、《拇指拷》，只要他用这种视角来观察生活，他的作品就必定是全新、独特的，也是叫绝的。

说到底视角其实是哲学，是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窃以为，有些长篇前紧后松、虎头蛇尾，有的概念、空洞、苍白，有的人物思想大于形象、符号脸谱化，根是哲学思想不够扎实所致。

存在决定意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斗争性与同一性、外因与内因等等这些基本观点，或许还停留在书本，未能真正成为自己观察世界和思维的方法。

人物看不出现实、家庭、地位、经济、环境、地域文化、民风民俗、教育等诸方面对他个性形成的营养成分，人物命运和结构也与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相背离。

一个作家的哲学观念尚未确立，便始终无法确定，或者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视角，那么可以断定，他的写作很难创新。

没有独特的视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发现，作品很难具有原创性。主题跟别人大同小异，人物似曾相识，结构司空见惯，故事陈旧老套，语言东施效颦。

现时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有的还炒得颇响，有的还得这样那样的奖。

其实真要是坐下来平心静气问上几句，它写了个什么样的人物?提供了什么新鲜故事?

语言有什么魅力?对生活有什么独特发现?表现形式有什么创新?可能有的作品就问成了一摊泥。

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独特的视角，或许只是有了这种意识和追求。我着力关注普通人生命的价值。

在评论家、作家眼里，从拙作中发现更多的或许是人物、思想、细节、语言、文化和风情。

但我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子。他们所遭受的天灾人祸、遇到的命运挫折，碰到的生存困难、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是非、他们按照当地的文化习俗为人处事的所作所为，都是生存的客观赋予他们日子的内容，都是日子本身的程式和过程，他们就是如此一天一天活着，生命的价值完全涵容在他们平凡的日子里。

《兵谣》是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日子，《乡谣》是乡村底层农民的日子，《街谣》是都市下层市民的日子。

一个生命，当他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呱呱来到人世间，无论上帝给他安排怎样的命运，官也好，民也罢；高贵也好，卑贱也罢；天才也好，愚蠢也罢；作为人，他活着，都要过日子，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

我们的社会、我们社会的掌权人、政府的权力机构、我们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应该给他们以平等，可现实恰恰给人以不公正、不平等。

有的人为了别人过好日子，把艰难和困苦留给自己；有的人则把自己的好日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种客观或人为的不公正、不平等，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或人间喜剧。

我只想为那些被不公正、不平等所抹煞其生命价值的、为这种抹煞所折磨所困惑的人们呼喊，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尊重人过日子的权利。

古义宝、汪二祥、闻心源、莫望山就是在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扼制下，艰难地过着上帝给的苦涩的日子。

既然是诉说他们的日子，三部作品就尽力跟日子本身一样自然和真实，不制造人为的悬念和曲折。

诉说的功夫，关键在说。叙述，说也。一部几十万言的书，如果能让当代人读完，作者的语言便有些功夫；如若能让读者读出滋味，甚至品味陶醉其中，作者的语言功夫便修炼到相当的程度。

我是作者，也是读者。我以为一部好的小说，它应该让读者随时随地，随便翻到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都能读下去，而且一读，很快就能把读者带进小说营造的氛围，让其陶冶其中。

这是小说的一种境界，也是我一直追求的境界。在《街谣》最后修改的日子里，上帝扔给我人生最大的痛苦，母亲患肺癌医治无效，于腊月二十六(二二年二月七日)傍晚七点零八分，永远离开了我，我再也见不到用血和汗养育我们的娘。

尽管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我在病床前陪伴了她十八天，这是我当兵三十四年中与母亲在一起最长的日子，也是叫娘最多的日子，尽了一点儿子应尽的责任，但遗憾仍没法弥补，我无力让她活过八十，给她做八十大寿。

天意无法抗拒，这是上帝给我的日子。《街谣》的后三章就是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改毕，我以此排解心中的悲痛。

母亲一直企盼儿女事业有成，我认定这是对母亲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