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小说是什么?明白，难说。人是什么?天是什么?一个道理。外在简单，内涵博大的东西，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古今中外，想给小说规范定义的不乏其人，谁说的都对，谁说的又都不完全对。不管给小说如何定义，人物、结构、语言三个基本要素是不可或缺的。近些年的小说，似乎更热衷结构、语言的翻新，对人物的塑造刻画显得不那么精心，不那么舍得下工夫。我倒是想在这上面下些气力，让小说更像小说。小说的作法千等万样，小说的读法也千差万别。然作者写作的灵性，读者阅读的悟性，都受制于民族文字和地域文化的滋养与熏陶。我试图把自己这方面的营养渗透进自己的作品，但我不知能否相信自己。人物应当是小说艺术中头等重要的。一部小说能写出几个，哪怕只有一个活生生的，血管里流淌着热血，鼻孔里喘着气，食人间烟火，又为七情六欲所折磨的与前人不同的"这一个"，那就是独特，就是艺术成就，就是创新。一部作品留给历史的固然有故事、语言、结构，但主要的还是人物。二祥这个人，在我的意识里存活差不多二十年了，真正主导我创作构思也已有十年左右。我之所以不愿让他草草诞生，是想尽可能把他孕育得健康、结实一些。这是业余写作的缘故，没有成块的写作时间，太急促了，容易糟蹋了他，也白费了自己的心血。二祥算不上英雄，他一点也不能算杰出，但他也不是坏人。中国的几亿农民就像他这样活着，过着自己的日子。阿Q、孔乙己、葛利高利、玛丝洛娃、葛朗台等等文学画廊里的人物，你能把他们分成好人坏人?二祥是我对故乡这片土地的眷恋，是我对故乡父老乡亲的怀念，我与他之间似乎有了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亲情。在写作过程中，有些地方已不是我在写他，而是他在领着我走。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已有的构思让我写不下去，反要停下与二祥斟酌，问他这事他会不会去做，能不能这样去做。更让我吃惊的是，小说中二祥晚年不愿享清福，退出敬老院来摆烟摊的情节，纯属是虚构，结果我回故乡时看到，现实生活中的"二祥"们，果真像小说那样在生活。我一边与生活中的"二祥们"交谈，一边好笑。这难道就是现实主义的魔力?写了这么多年小说，我才刚真正品味出汉语言的神奇魅力。中国人的生活只有中国作家用汉语言才能逼真地写出人物的神韵和中国人的幽默？"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排出九文钱"、"回字有四种写法，你知道吗"，当我们读着这些方块字，孔乙己那副乡间文人穷酸潦倒的迂腐相会立即闪现在眼前，真可以说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此阅读汉字小说时，我们同时可以听到声音，看到画面，这种声音带着各地的乡音和韵味，这种画面任作者和读者经历阅历而千变万化，让你在写作和阅读的同时得到一种享受。反之，小说如果产生不了这种效果，只能说是一种失败。这部小说构思时，我给它定的名字叫《日子》，我觉得二祥的日子才真叫日子，才真正能称其为日子。但是有人用这个名字做了书，而且在全国搞得那么响亮，我就没有必要去凑这个热闹，所以我把它更名叫《乡谣》。写过一部《兵谣》，我就干脆再来部《乡谣》，歌罢《兵谣》唱《乡谣》。《兵谣》写兵营的故事，《乡谣》写乡村的故事。书跟人一样，名不过是一个称谓，不能代表其他。叫美丽的人不一定就美，叫大丑的人未必就丑。再说，即便是名和其外表一致了，也未必就表里如一，见表知里，真正看一个人的美丑，是要看他内在的东西，看他的品格、才智、能力和为人。我想看书也是如此。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生的一种态度，是人的一种活法。往高处走，自然要用力，用力就要付出努力；想往高处走，就很难有尽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容易这山望着那山高。所以想往高处走的人就注定一辈子要受苦受累，二祥是如此，我自己也是如此。许多朋友都很关心我的这部书，因为曾经写过一个中篇《为人在世》，它只不过是《乡谣》的一个框架缩写，朋友们却觉得很有滋味。他们经常关注这部书的进展，急着想读到它，我在这里要谢谢这些朋友，他们也是这部作品的催生婆。关于这本书，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作家完成了作品就完成了任务，作品如何，那是评论家和读者的事情。我在这里要谢谢读这部书的朋友、先生、女士、小姐们，如果没有让你们懊悔，哪怕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算没白费这些年的心血。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