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乡村世界的奇特人物

文/李敬泽（《人民文学》副主编、评论家）

在《日子三部曲》中，黄国荣写了农民、士兵和书商，体现出进入有着巨大差异的生活领域的能力。尽管对于传统小说的大师们来说，这种能力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是小说家的基本禀赋，但实际上，中国现在的小说家在此面临极大的困难，他们缺乏超出自己的身份和经验局限去理解人心、感受世界的意愿和能力，而他们的身份和经验也通常狭窄、单调。所以，我们的小说数量巨大，但相对于生活和人类经验的丰富、复杂，我们的小说显得苍白。

而黄国荣的眼光宽阔、深入，有时你不得不想，这个年过五十的小说家确有年轻人比不了的优势，就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代一代的年轻作家不断涌现，每一代年轻作家都会带来新的观念和经验，而这种与“年轻”相联系的“新”被判定为最优先的价值，是文学进步的标志。这样一个青春冲动的逻辑经过二十多年演进之后，已经清晰地暴露出它的偏狭和局限，我们应该回到常识，回到对小说、对文学的比较全面的理解，比如一个小说家，在四十岁左右真正开始他的写作，乃至到五十多岁写出他真正重要的作品，这其实非常正常，是小说的写作的常态。因为小说与其它艺术形式不同，它关系到作家对人生、对人类经验丰富性的领会。

《日子三部曲》中，最重要的作品是《乡谣》，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纵深中表现了独特的乡村经验，在中国乡村书写的传统基础上开拓了一个比较新的区域。

建国以来的乡村书写，主流是北方经验的书写。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汪曾祺把南方那种比较温润的乡村经验重新带入了我们的文学视野，但当处理乡村与历史的总体性关系时，北方经验依然是主流，而《乡谣》却在这个主题上作出了一种“南方”的观察和想像：宏大的历史风云反复激荡，几十年间，一个名叫二祥的农民和他的乡亲们一起欢欣、悲愁，一种生活、一个世界经历急剧的变化，历史在个人经验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但是，在《乡谣》的乡村世界里，我们感到依然有某种深稳、恒常的秩序和结构在暗自运行，那是我们的江南，是千百年来顽强、机敏、热爱生活的江南，是在一次次的荒芜中重现繁华的江南，是更多地保存着对传统的记忆的江南，是有“根”的江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谣》为我们的乡村书写提供了思想、感受和想像的新路径。

《乡谣》的主人公二祥，是当代文学的乡村人物画廊中一个奇特的形象。这个人令你把握不定，既陌生又似曾相识，在每个具体环节上，他都是失败者，但是，整部小说读完，回头看去，你发现他其实是个成功者。他是愚钝的，卑微的，傻呵呵的，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但他却在历史和生活的磨洗中幸存下来，依然微笑着，坦然、安宁。这恐怕不仅仅因为他的愚钝，而是在愚钝中有一种深厚的、几乎成为天性的智慧。

这个人物让人想起阿Q，当我们把阿Q视为“国民性”的典型时，我们多少忽视了阿Q这个人物的具体性，忘记了他首先是个绍兴农民；同时，现代文学以来的乡村书写实际上未能充分发展和扩充阿Q所蕴涵的复杂可能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后来的写作者本来都应该常常自问：阿Q现在怎样了？他在时间和历史的流动中做何反应？

——我愿意相信，黄国荣曾经这样问过自己，结果，他得以塑造出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历史和人性内容的人物。二祥是难以轻易分析、难以轻易归类的，当我们把他和阿Q对照时，我们能够感到他与阿Q的精神血缘，但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我们不得不用更复杂的尺度去看待他、体会他。

黄国荣在《乡谣》的《序言》中特别强调了小说的视角问题。但是，他对视角的理解局限在社会学范围内：平民视角或农民视角等等。但视角远不仅是一种社会立场，对小说家来说，它更是一个认识论立场，当你选定一个视角时，它应该能够提供一种认识的可能性，让我们由此看到在平常的角度看不到的景象。《乡谣》大体上是以二祥为焦点，这种装傻充愣或者半傻半精的人物在小说史上足以构成一个特殊的谱系，正因为半傻半精，他们类似于《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更可能看破真相。二祥就是如此，他总是能够说出戳穿幻觉的“傻话”，而他的复杂性在于他自己也生活在幻觉之中：他的**、他想过好日子的期求，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所以，二祥的视角中蕴涵着认识和表现的丰富潜能，然而《乡谣》对这个视角的掌握，还不是特别自觉、特别准确，没有把它坚决地贯彻下去。黄国荣依然受制于全知视角的习惯，他没有意识到，有限制的、甚至高度限制的视角自有其特殊的力量，如果他始终通过二祥的眼睛、身体和心灵去感受，通过二祥的内在声音去言说，《乡谣》本来可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