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真相大白(12)

毋庸置疑，人类基因组会影响到人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毫不夸张地说，在用户至上主义的西方社会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遇。如果你是一位吸烟的中年男人，而且有些发胖，不需要遗传实验，你就会很清楚你正处于心脏病发作的边缘。但是如果遗传检测成为一种常规检测方法，我敢说不久市场上就会充斥着根据人们的不同基因型设计的食谱、营养配方和训练方案。我非常担心有一天人们甚至会根据自己的基因型来选择就餐的饭店。如果事情做得过头了，将会变得一团糟，但是应该承认遗传测试的结果也并不总是完全正确。在未来10年间我认为最重要、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能找到那些很难治疗的疾病的药物靶体。例如，在桑格中心，迈克·斯特拉顿的癌症研究小组正在筛选肿瘤，观察它们与正常组织的不同之处。不难理解，在一般情况下杀死细胞比培养它要容易得多。遗传信息有助于找到癌细胞的靶体，以便药物能够找到它们并有选择地破坏癌细胞，而且这种方法带来的副作用更少，治疗效率也要比通常的化疗和放疗高。估计在将来的10—20年时间里，许多癌症都会找到比现在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二三十年前人们开始谈及治疗遗传疾病的时候，一般指的就是基因治疗：使用一个正常的等位基因代替致病基因，或者是利用细胞转化来表达有用的产物，例如生长因子可以促进受损脑细胞再生。实验室研究已经为这个目标做了很多铺垫性的工作，但是有效的基因治疗方法要比预计的难以捉摸得多。治疗疾病成功率最高的是那些致病细胞更易于接近的情形，例如在治疗白血病或者免疫缺陷类疾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血液或者骨髓细胞取出，对其中的细胞进行治疗，然后再将细胞恢复原位，2000年法国的医生就成功地使用此方法治疗了两个患有融合性免疫缺陷疾病的婴儿。治疗纤维性囊肿病的临床试验也进行了一段时间了，需要正常基因的细胞分布于肺膜上，理论上是可以使用喷雾吸入器作为导入治疗的手段的。但是这类治疗方法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发病的器官大多是如大脑和神经一类很难接近的组织。这样看来，要实现对基因的传递、释放、开启和关闭的控制比我们对系统本身进行研究难度要大得多。但是仅仅因为基因治疗目前没有立见成效，就盲目地认为进行基因组序列测定是在浪费时间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在濒临绝望的病人面前，这样的夸张炒作才是可以理解的，而从长期来看，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我们不能偏激地认为基因治疗方法就一定比其他医学试验方法有效，就像器官移植一样，尽管在目前阶段基因治疗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它的前景是很光明的。拥有了关于基因组的知识，父母就可以通过改变基因，人为地赋予自己的孩子一些优秀的特点，例如智慧、美貌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设计婴儿”。但是出于许多因素的限制，这样的想法是难以实现的。从理想宝宝特点的选择到宝宝的顺利生产，到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甚至是到具备预计特点的成年人，是一个既漫长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复杂过程。而且我们都明白，一系列基因通过协同的方式行使功能，但是它们如何作用我们知之甚少。所以，即使有人可以越过我们提及的这些技术障碍而改造胚胎，也很可能因为产生的后代不完全符合父母的愿望，或者也很可能因为产生的后代不正常而以失败告终（更不用说由此产生的大量诉讼）。如此看来，塑造一个崭新而独特的个体还是需要沿袭传统的方法，这样更现实一些。基因只是一个人的基础，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父母的后天教育同样对他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如果父母对孩子有特别的期望，反而对孩子不利。然而，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在掌握了更先进的知识后，父母会真正得到这样的选择，而且必须要作出抉择。另一方面，遗传诊断也会产生反向选择。孕检中的遗传筛选已经进行了几年了，阳性的诊断结果就会提醒那些存在生出带有遗传病（如肌营养不良）婴儿可能性的父母，尽早下决定终止妊娠。一些门诊部现在提供孕前诊断，筛选通过体内受精的早期胚胎，植入那些只有正常基因的个体。这个过程与介导一个健康基因到缺少它的胚胎的过程之间，存在着一个伦理方面的界限，而后者是英国法律所不允许的。在英国对胚胎细胞进行基因治疗是非法的，这种治疗方法产生的效应作用于本人，也会传到下一代。排除伦理角度的考虑，我们的无知所带来的后果将过于沉重。随着我们的了解逐渐深入，这个决定是否会被推翻还有待于民主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