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生命组合(6)

学术自由的另外一个潜在威胁是资金短缺的大学没有原则地向公司募集资金。

诺丁汉大学从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Tobacco）那里接受了将近400万英镑，用于建立一个社会职责国际研究中心。

根据《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MedicalJournal）发表的民意测验表明，85%的受访者谴责这种行为。

《英国医学杂志》的编辑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Smith）为此辞去该校的医学新闻学教授职位。

但是所有的学校都因为某种必然需要而和公司签有协议，问题是这些赞助商对研究工作控制程度有多大。

协议通常保护研究者发表的权利。

而一旦院系依靠某一经济来源支付工资和研究费用，在协议延期的时候会怎样呢？照顾公司方面需要的压力相当巨大。

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太过敏感。

要管理好一个庞大的学校，就得从所有可能的来源中获取资金，而且要搞好平衡，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天文学创立者的资助人就曾以为他们是要为自己搞星相学研究。

但是应量力而行，避免贪婪，这样才能抵制住来自资助者的过重的研究压力。

这种开发利用的压力不仅来自公司，还来自政府及其他慈善机构，一方面他们迫切希望最大限度地使用有限的资金，另一方面又急于为此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

例如在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委员会就因为专门支持有利于财富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项目而受到指责。

当今研究机构所面临的商业压力和竞争压力非常令人担忧。

如果说研究机构不能独立行事，还有谁能够充当公平的研究者的角色呢？为了维持公平的体系，科学家们应该集体行动起来，不断重申开放的交流是必要的，而且对其研究的蓬勃发展不可或缺。

我是否过分强调了大多数科学家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了呢？良好的科学状态好比是自由市场和自由职业。

规章和计划是科学的一种诅咒，而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才是其必然归宿。

每个人都可以对任何事提出异议和挑战，而且任何时候你只能以自己过去5年内的成就为荣（但是在政治和商业领域，可信度同样相当有限，而我们的社会会因短期行为而受到损害）。

只要有资金，研究人员就像沙漠中的植物那样具有适应性，根须向四面八方延伸，一下雨就很快吸足水分，并且开花结果。

此外，科学的起源不仅存在于商业里，也存在于哲学中；从事研究的人不仅有工匠和企业家，也有知识分子。

我必须提醒大家古希腊的教训。

当时，思想完全被抬高得脱离了实践，结果研究者成了科学的奴隶，哲学和现实脱节，最后不得不臣服于实用主义的罗马人。

因此，我们并不提倡由委员会进行科研管理，那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我们只是讲求科学伦理，必须承认：不断积累增长的知识本身具有公共性，应该为所有人无偿共享，而不应限定其用途。

这本书中所记述的事件仅是整个大场景中的一小部分。

事情并非如我最初设想的，仅仅是人类基因组测序并无偿共享数据，这种想法太天真了。

我曾经将人类基因组计划想成一种单纯无私的行为，未料到其他人却将其当成一块获取商业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垫脚石。

我被迫意识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如果你无偿贡献出可以用来赚钱的东西，那无非是自找麻烦。

我开始看到一幕幕悲剧在上演，尽管我本人并不是悲剧中的一角，但我也被卷入到自己狭小专业之外的领域的讨论中。

2000年的6月宣言过后，当时乐施会（Oxfam）的主任戴维·布赖尔（DavidBryer）写信问我是否对一个会议感兴趣，信中附上了一份给政府的关于全球化的最新报告。

我当时惊呆了，因为内容和我的想法完全不谋而合。

达夫妮和我都是乐施会的长期支持者。

尽管我还不知道自己可以做点儿什么，但至少可以试一试。

于是，在一个寒冷刺骨的大雾的早晨，我开车到牛津去。

交谈后在午餐时间我作了一个讲座。

出席的人很多，显然研究者们对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其背后的故事表现出极大兴趣。

我看到了一群聪慧的有思想的人。

他们很清醒地意识到：仅仅掘几口自流井、提供些食物，而不同时想办法解决贫困的长期根源，是毫无益处的。

他们的这种思想无情地指向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该组织实际上正在加大世界贫富差距这个事实。

而减小贫富差距的鸿沟无疑是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惟一明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