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已经步入一个繁荣时代，对未来10年、20年的经济发展和持续繁荣我们依然充满信心。但在繁荣背后，我们又有一些担心：今后，谁会主导中国的经济?据统计，在我们巨大的出口商品中，有50%是由外资、合资企业完成的。中国成为外国企业产业链中的生产基地。不错，由于制造，我们就业机会增加，我们也增加了财富。但在繁荣和财富的背后，应该思考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思考我们整个民族的自尊心问题。繁荣和财富的增长，是不是也增长了我们的国际地位?而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能不能建立起世界级的企业。所谓世界级的企业，是行业的龙头、是行业的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繁荣时代更需要企业领袖。这已不仅仅是管理的问题了。企业管理学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是管理实施者——企业家和企业领袖在管理中的角色。企业领袖是企业组织的构建者、指挥者。既然是领袖，那么他就不是“圣人”，更不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检验“圣人”的标准是学问和思想，检验道德楷模的标准是品德；检验企业家和企业领袖的标准只有一个——市场。并且，市场是惟一标准。与欧美、日本的企业不同，中国的企业家，企业领导人，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由原来国有企业脱胎出来的现代企业，实际上都是第一代，是属于企业型的企业。自然的，这些企业领导人，也就是创业型企业家。而对一个组织来讲，创业型的领导，是最可能成为“华盛顿”的：他们最有理由、最有资格，也最有可能为这个企业制定好规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最可能成为领袖的一个群体。一个组织成熟的标志，是组织领袖的产生，这个领袖既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实际的。否则，这个组织依然是由不同个体组成的一盘散沙。很长时间我们似乎只承认“人民创造历史”，而忽视了领袖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记得“文革”后不久，邓小平在评价**历史功绩时说：“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少要推迟几十年。”他老人家公开承认了领袖的地位。其实，从人类社会进化的角度历史地看待领袖，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是个需要领袖的社会。一个没有领袖(精神领袖、组织的实际领袖)的社会是混乱社会，一个没有领袖的组织，只能是“乌合之众”。在美国这样一个充分张扬个性，标榜“个人至上”、“民主”的国家，也承认领袖作用，并且有自己的领袖。如：开国领袖华盛顿、内战时期的领袖林肯、二战时期的领袖罗斯福。有位朋友专门研究美国历史，2003年2月，当全世界分成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和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两个阵营的时候，由于国内媒体对此态度暧昧、莫衷一是，我们总不大明白，为什么美国要打伊拉克。就这个问题我专门请教这位朋友：究竟美国对伊拉克动不动武？他回答：只要你了解美国几位国家领袖的历史，就基本了解了美国，而了解了美国，就不难理解美国历任总统在朝鲜问题、越南问题、海湾问题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理解了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自然就理解十年时间、两任父子总统为什么都要打伊拉克这个问题了。企业类似国家。一个想要长久生存的企业，必定有个属于自己企业的领袖。如同一百年来美国经济时代的福特、斯隆、小托马斯?沃森、比尔?盖茨和日本起飞时期的企业领袖松下、本田等一样，中国的经济起飞同样需要企业的领袖群体。对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来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美国通用(GE)、没有人不知道杰克?韦尔奇。但是，通用最伟大的领袖是查尔斯?科芬。许多人从没听说过查尔斯?科芬，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对任何一个CEO来说，从企业缔造者手中接过权力，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那位缔造者还拥有电灯、电话、电影、碱性电池、配电技术等一大堆发明专利。科芬在1892～1912年期间，领导通用电气公司完成了两项意义深远的创新：一是建立了美国第一家研究实验室，二是提出了系统管理开发的设想。爱迪生在上千人的帮助下，成为个人天才，而科芬创造了一个并不依赖于他本人的天才体制。他创造的企业理念和机制，使他领导过的通用电气历久弥新，并成为他人竞相效仿的楷模。科芬的后继者杰克?韦尔奇改进了通用公司的体制，在用人和增加企业利润方面展现了杰出的智慧，但韦尔奇不是这些概念的发明者，他只是继承者，是查尔斯?科芬为他们搭建了可以尽情表演的舞台。查尔斯?科芬，是通用制度文化的奠基者、建设者。没有这样一个领袖就没有通用的今天，也不可能有杰克?韦尔奇以及后任者的辉煌——所有的障碍查尔斯?科芬都解决了，就如同美国政府，无论谁来当总统，这个国家核心的东西不会改变。2000年底，美国《财富》周刊为纪念一个世纪的结束和新千年的到来，专门策划组织了一次推举一位20世纪企业家的活动。这个活动吸引了众多美国人参与，最后，候选人集中在四个人身上。他们分别是：福特，美国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不是汽车的发明人，但福特先生发明了汽车生意，并由此开创了美国人把“生活架在四个轮子之上”的汽车时代。这个时代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文化甚至道德观念。斯隆，通用汽车的第二任总裁，世界上第一位职业经理人。他发明了大企业的管理艺术，由于他的这种作为，使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控制得以实现。小托马斯?沃森，IBM前总裁，老托马斯?沃森的儿子。他在父亲创业的基础之上打造出美国“蓝色巨人”——IBM。创造了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时期最脍炙人口的成功故事。比尔?盖茨，他把今天的商业行为和生活构架在网络上。上述四位，分别代表了他们所生活的那四分之一世纪，是那个世纪中最具有代表的企业家。巧合的是，他们又都在汽车和计算机行业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这是两个比其他行业更能使20世纪区别于过去世纪的行业。这些人正好一半是企业家，一半是经理人：其中两位创建了大型集团公司，而且善于经营；另外两位则是大师级的经理人，给他们的老板和公司带来了巨额财富。古典经济学家们着重论述了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生产的要素，因此在其微观经济学理论部分，生产函数中的各项要素包括了资本、劳动、土地，就是没有企业家位置。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集大成者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研究了众多经济现象后提出：在劳动、资本和土地之外，企业家构成了第四种生产要素。他认为：企业运转的诸多因素中，企业家是“1”，其他要素如厂房、贷款、技术管理等都是0，企业家不行，后面都是0，企业家行了，加一个0就是加了一个数量级。从中国经济本身来看，我们不仅需要企业的领袖，而且需要行业的领袖。未来的5~8年，在中国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2000家左右企业，他们是所在行为的领导者、主导者，其他企业则是聚集它们周围的追随者、供应商。换句话说，它们是社会的总承包商，处于产业链的最高端。有能力做这个总“承包商”的毫无疑问是企业领袖、行业领袖。如果中国人不来当这个领袖，肯定有外国人来当：这是市场选择。今天，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应该站在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也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