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追求品质

关注企业的成长是正确的，但不能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一个没有了社会责任的企业，也是不可能成长的。这是企业的品质。GE公司前董事长韦尔奇说：我相信企业的卓越和具有竞争力，是与诚实、清白和快乐完全相容的；一个全球化的公司，不靠贿赂也能获胜。并且，他还要求每名员工都要做“清白测试”。这是一种品质。中国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先生曾对媒体说，一个企业领导者，“一要取信你的股东和领导，二要取信你的供应商、客户和银行等，三要取信你的下级和员工。”这同样也是一种品质。就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在市场化环境中摸爬滚打的时间毕竟还很短。要做成一个世界级的企业，需要时间、需要历练、需要感悟。2001年6月，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先生出席了南京国际服装节。在展厅里，一个高达两米的“意大利皮尔?卡丹(香港)国际有限公司”的广告牌赫然而立。卡丹先生摊开双手，一副困惑和吃惊：“我没有这个公司！”宁波人胡某，一人在香港将“海尔”、“杉杉”、“雅戈尔”等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内容登记注册。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香港海尔集团有限公司”、“香港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杉杉集团有限公司”纷纷“诞生”。嘉兴市振宏电器有限公司老板邵某，听说“奥普”浴霸在当地销路很好，遂投入22万元人民币由其香港朋友出面，在香港注册成立了“香港奥普电器有限公司”，然后自己给自己“授权”，在嘉兴生产出的浴霸打着香港“奥普”的名头，以每台112元的价格销往深圳。这些就是国内所谓的“傍名牌”现象。在企业，品牌是命脉；在市场，品牌就像征着体系和结构，一个连品牌都无序的国家，怎么让人相信它的经济发展是有潜力的？当然，我也坚信，靠这种下三烂手法做企业的人，迟早要遭到市场的唾弃。我太太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主办和接触了大量商业诈骗案。我曾问她，为什么许多人受骗。她平静地告诉我：受骗的企业家和企业本身就有“欺骗情结”。她解释说，他们实际上不是在不知道情况下受骗，而是大多数企业和企业家认为还可以欺骗下家。这是缺少一种诚信的品质，缺少踏踏实实做事业的品质。在中国企业发展的二十几年间，企业经营理念如同一种时尚，变化非常快。但我们翻看世界近百年前赴后继的企业成长轨迹发现，那些百年企业似乎永远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在变化的世界中，它们总有一些不变的基本的东西。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能够不为所动，坚持不变，实在是一种品质。追求品质，是我们打造世界级企业的关键：中国二十几年企业发展的历史，成功企业用它们的成功印证着辉煌，而失败的企业用它们的失败书写着哀叹。打造一个百年企业，一个具有永续经营能力的企业，一个真正的世界品牌，实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到让我想到了原巨人集团老总、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史玉柱先生。我对他能从零开始表示敬佩，但我怀疑他的方法。他用轰炸的方式卖“脑白金”，他曾对媒体说，我只卖两年。那两年以后呢？脑白金到底有多大作用我们暂且不说，人们更怀疑的是他的信誉和品质。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企业家常想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品牌有关。第一个是有关国内市场的，中国的品牌能战胜跨国品牌并取得主导地位吗？这是中国企业能否站住脚的问题。我们买汽车，无论是一汽、二汽还是上海大众，实际上都是洋品牌。第二个是有关国际市场的，中国的品牌能在国际上立住脚跟吗？这是中国企业能否真正走出去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品牌问题，而最终是企业和企业产品的品质问题。许多去过同仁堂药店的人，都对店内一副对联印象深刻：“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正是靠着这份承诺，同仁堂历经三百多年，从一家普通的家族药铺发展为国药第一品牌。无独有偶，享誉四海的全聚德烤鸭店有个规矩：烤鸭出炉五分钟内必须端给客人；每只鸭子必须切90片以上。一百余年，全聚德的中外食客络绎不绝，如今，上全聚德吃烤鸭成了旅游业的一大卖点。两家老字号，生意经同源于两个字：诚信。“诚信”成为全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诚信问题牵动着众人的心：我们的信用状况究竟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是否要以信用缺失作代价？我们怎样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一些在华外商反映，这两年最头疼的一件事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打假。外企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的几十家跨国公司，产品在中国被仿冒率有的达到50％～60％，各公司用于打假的费用一度高达每年50～200万美元。假冒伪劣，是目前信用缺失的一个典型表现。制假售假泛滥，有的真货被假货挤垮。据估算，假冒伪劣产品酿成的损失每年至少2000亿元。有关部门曾对近300家名优企业做过调查，这些企业约有650多种名优产品被仿冒，制假窝点遍及490个县市，其中相当一部分假冒品销售额是真品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信用缺失远不止于假冒伪劣，其表现大概还有合同欺诈、逃废债务、偷税漏税、走私骗汇、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地方保护……我们的信用大厦正受着严重冲击，信用也在变成最为稀缺的一种资源。据统计，去年全国企业三角债逾15万亿元，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在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开户的6万多家改制企业，有一半以上有逃废债行为，致使银行产生大量呆坏账。因恶意违约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当年金融犯罪案件高达7000多起，涉案金额逾52亿元，消费者对虚假失信行为的投诉高达十几万件。信用危机像毒瘤一样正侵蚀着经济肌体，甚至出现了失信者取代守信者的逆淘汰现象。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尖锐地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失信让我们付出代价，温州人不会忘记他们为信用缺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十多年前，温州冒牌劣质鞋充斥市场，导致上海、杭州等十几个城市火烧温州鞋，大小商场贴出安民告示：“本店无温州鞋。”温州一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称，企业不敢打本地牌，只好与外地厂商联营。十几年来，尽管温州人多次宣布与假冒行为诀别，但其市场损失无法计算。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朔州假酒案使山西白酒业险遭灭顶之灾，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使当年全国月饼销量锐减四成以上。信用缺失，是一种短期行为普遍化，它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扰乱了市场秩序，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使企业难以正常地成长和发展，对整个社会贻害无穷。信用不仅属于道德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社会信用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建立和改进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用了一百多年才拥有了较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但现今仍有诸多方面有待完善。前不久发生的美国安然公司案，说明像美国这样搞了多年市场经济的国家，信用制度上还有缺陷，监管上还存在薄弱环节。我国建立社会信用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赖于整个社会信用意识的觉醒和信用环境的营造。据美国出版的《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介绍，对美国130万富翁的调查结果表明，成功的秘诀在于诚实、有自我约束力、善于与人相处、勤奋。诚实被摆在了第一位。制造产品也要制造品牌，制造品牌更要制造文化，而文化的制造，需要一种品质。追求品质，是我们在市场经济喧嚣中的冷静思考。追求与建立起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相适应的企业大厦，是中国当代企业家的使命。这个大厦，在世界企业家之林中，就是一种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品质是永恒的。而建立这种具有深刻内涵的永恒的品质，是企业跨越百年生存的保证，是锻造企业的企业家、企业管理学家和我们所有人的共同使命。今天，企业的品质，企业的生存发展，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已经与我们个体生命的质量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