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战国时代要讲和而不同?

面对历史问题，中国应该讲现实主义，甚至应该讲未来主义。善于面对未来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HK〗王湘穗：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春秋战国出现的，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强势阶段中出现的一种精神。

王湘穗：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恰恰是重塑精神的时机，我们需要一种能动员起全社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对于未来的区域整合很有好处。

李晓宁：既要把西方逻辑东西摸透，也要看到中国模糊思维的好处，应该搞清它们的生成和实践过程。

王湘穗：原本中国的精神中还是挺宽容的，太刚性了就无法适应变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新战国时代，在精神上必须有容，不然对谁也看不上眼，怎么搞区域化、全球化？

王建：用历史的眼光看，国家体系始终是个变化的过程，没有永久的国家。

你看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前，是几百个小国，经过战争，变成了十几个大国。

冷战之后大欧盟再整合，变得更大，中国大陆、中国港、台地区和日本、韩国整合在一起，美国是整合南、北美洲。

这些整合都不是以前的联盟，而是谋求国家形态，是加盟的国家要让度主权。

所以新战国实际会变成三大国家体系争霸，在每个国家体系内部，都会形成自己特色的对内对外关系，甚至不同的道德文化。

乔良：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是两回事。王建：从小同到大同，最后会不会是三大经济区整到一块，世界大同？

王湘穗：大同不好，还是

“和而不同”好。但你说的前景不能排除，至少是通往全球化

“罗马”的一条道路。李晓宁：一本书最核心的部分是对一个重大问题的分析，不要强求每个地方都很好，如果太注意那些，会影响整个书的。

王建：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中华民族要有面向未来的大胸怀，大境界。

但也不能不讲历史。列宁说：“忘记过去，等于背叛。”问题是如何讲法，算法?

李晓宁：这个账有个算法，算现在还是算以前。王湘穗：面对历史问题，中国应该讲现实主义，甚至应该讲未来主义。

善于面对未来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看看法国和德国，历史上是夙敌，现世在做朋友。

欧洲复兴的基础就是法德的和解。亚洲要想与欧、美平等地立足世界，中国和日本就必须携手合作，这不是情感的选择，而是利益的选择。

李晓宁：发生冲突以后，要有谈判。为什么美国200年超过欧洲？

我认为判例法帮了美国很大的忙。判例法就包含着谈判机制。所以判例法纠错能力强。

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才能出来施展，也会根据其发展调整制度使之与社会适应。

王湘穗：如果过于纠缠历史，缺少现实主义态度，这种精神状态很难适应变化。

刚才晓宁讲，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判例法，就是要在法理层面保持弹性。

李晓宁：一旦中国和日本合作以后，它也是大陆法系，在日本打一场官司需要极长时间，司法上不协调，两家怎么弄这个事？

发生纠纷长时间摆不平，怎么发展？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就在做这个基础工作，反过来我们中国没有人做这个。

王湘穗：我们是大陆法体系，过于刚性。我们能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法制上搞一锅

“疙瘩汤”，给判例法留下一个接口？李晓宁：中国连民法典都没有。

正在起草，这是一件大事。做这个事非常非常难。王湘穗：你觉得美国的判例法比较好，更适应中国？

李晓宁：那倒不是，但应该吸收判例法的优点，只不过在我们有生之年不容易实现。

现在大部分出国学法律的人，都从美国回来，他们的很多建议都是美式的，一用，对不起，法律是有传统的。

我们没有判例法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