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之行(1)

《新时代》杂志社的福利远比莫洛托夫秘书处好得多，但被逐出“领袖”身边的事实却噩梦一般纠缠着我，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莫洛托夫亲自指示我，以记者的身份去维也纳面见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前德国总理约瑟夫·维特，这个活的历史向我透露了苏联与西方和解的秘诀，以及列宁当年与德国签署合约的秘闻……回顾我在《新时代》编辑部的最初一段时间，必须承认，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很快，我被列入编委会，并被任命为编辑部的责任秘书。各个外语版本都有了编辑，我的任务只是对他们进行一般的监督。责任秘书的职能范围很广——从纯粹属于记者的事情、编务一直到人事、财务等等。在经济方面我没有理由抱怨。因为以作者身份发表文章，还有稿酬。“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47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被欺骗的一代》——内容是英国青年的现状。我们当时非常同情英国男女青年的困难，但是却没有想到，事实上我们的几代人同样也被欺骗了，终生都在被灌输什么再过三两个五年计划，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就会到来，资本主义国家将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等等鬼话。现在，我们才发现这一切不过是黄粱一梦。可当时我对自己的第一部，并且被译成英文的大作非常自豪。编辑部指定由某个特别食品基地保障食品供给，给编委会的每个成员规定的份额花样多，质量好。在这个意义上，在杂志社远比在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好得多。但我并没有满足感。心里对过去的回忆，对于国家大事虽然是间接的参与，以及，我毫不隐瞒，接近“领袖人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的特别感受依然鲜活。每天夜里，这些感受在诱惑我，但大部分时间噩梦在纠缠着我，在梦里，光明与跌落到无底深渊交织在一起。在多少个不眠之夜，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被“领袖”召见之前脑力勃发的那一个个无可比拟的瞬间。似乎就在我眼前，那个密藏心头、通往他办公室的走廊消失在迷雾之中。这不是吗，我走过哨兵，他向我行礼。这不是吗，这就是那扇门，像往常一样，伏拉西科将军在打盹。我开门，但是，门不听话。伏拉西科长身而起，用一只手拨开我。从深处传来的声音说：“您绝对不能进去！”地板在我脚下裂开，我飞速跌入深渊……每天夜里，“被逐出天堂”的场景以各种变化重复出现。多年以来整夜工作到早晨的习惯，使我不能按时回家。当大家都离开之后，我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阅读编辑部收到的塔斯社新闻简报，英美国家的报纸。那上面时不时会出现我十分熟悉的美英政治家的名字，他们似乎立即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这一切在不断地在提醒着，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我似乎应该扔开这些报纸，不要看见它们，但手就像伸向发痒的伤口般伸过去。前不久外交部的同僚们，当年是我接受了他们，当时他们是些小心翼翼的新手，在自己的外交生涯里迈出最初的几步，可现在都成了总领事、公使、大使等等，可对我而言这条路却永远关闭了。他们毫无例外地不再理睬我。在快乐的胜利日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我，没有一个人打过电话。而前不久，所有人争先恐后地请我的客……1945年5月9日，只有两个海军的战友带着香槟酒来编辑部看我，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红场，那里到处是狂欢的人们。特别难受的，是读到从雅尔塔会议发来的报道。似乎就在昨天，会议的参加者就在我的身旁。我本来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克里木，进入拉瓦地宫，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话。四年来，我已习惯于一个念头，即在这些场合我自己一直是有用的。我万分委屈，甚至感受到屈辱。什么是翻译？没有他，谈判的参加者就像聋子哑巴。翻译是有用的、必需的、不可替代的。但我发现，需要他仅仅作为一个专业人员，而根本不是作为一个个人。人消失了，但专业人员还在，但已经是另一个的躯壳。从前的那个从未有过，并且无关紧要。理智上我能理解，但无论如何不能释怀。触及伤口，我作了如下的判断：我根本不仅仅是翻译，并且还是外交部长助理。不过，我虽然勤勤恳恳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在这个职位上作用有限。我当时过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有某些特殊才能，因此他们不能就这样简单地抛开我。我记得“领袖”的话，“干部决定一切”，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句箴言：“没有不可替代的人”。许多比我更有才华、国家更需要的人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并且遭到**上的消灭。我还活着，并且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应该感激才是！但是，内心骄傲的小虫子在继续吞噬。我觉得自己这一生已经完了。我感觉到浑身酸痛，冷漠的粘雾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三十岁的我觉得自己衰老、无助。我夜间的不眠使家庭生活变得复杂。1947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未能拯救我的婚姻，无可挽回地走向离婚。此后，有近乎于疯狂的迷恋，有不断的吃醋，和解和爆发。不过这些心灵上的创痛治好了病症，并压制了对“失乐园”的思念。1953年3月，当斯大林死后，我像千百万苏联人一样，哀悼了他，但已经没有了被无辜开除的情绪。在贝利亚被枪毙之后不久，1954年4月初，在我的单身汉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科西列夫，他的声音我已经十年没有听到了，若无其事地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您马上来一趟……”“领袖”死后，不久前还命悬一丝的莫洛托夫再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外交部长。部长会议主席由马林科夫担任，他的第二副手是贝利亚，同时担任内务部长，赫鲁晓夫被委以党中央书记的职责——这在当时被认为并不重要。最近几年，在莫斯科修建了几座类似克里姆林宫塔楼那样的高层建筑，斯大林非常喜欢。在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其中的一栋里，搬进了外交部。为我准备的出入证放在大门口值班员处。我一方面激动，另一方面却不理解部长突然约见的原因。我来到七楼，这里是他的秘书处。我想，外交部从铁匠桥搬过来很好，并且莫洛托夫不是在克里姆林宫我所熟悉的办公室接见我。否则的话，我的心里又会酸痛。在这里，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一切都不一样。当进到秘书处时，科西列夫要我直接进到办公室，部长正在那里等着我。莫洛托夫还是那样坐在桌子后面，向我点头问好，并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一切跟我工作的那四年里毫无二致。几乎这期间并未相隔十年。而似乎我就在昨天和今天早晨还见过他。他既没有问我的身体情况，也没有问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直截了当地说：“明天，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将在维也纳开幕。我们想派您去执行一项任务。据信，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前总理约瑟夫·维特将出席会议。您必须结识他。最好作为报道会议情况的《新时代》记者前去。您将以这个身份向维特作自我介绍，请他就保卫和平运动为题接受采访。但我们对另外一件事感兴趣。我们正在重新评估国际局势。我们有被隔绝的感觉。所以应当采取措施，打破这种局面。制订新的欧洲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维特在1922年的拉巴罗时期，积极看待与苏俄的合作。有关我们如何解决欧洲问题，其中也包括制定对西德的新政策，他可能谈一些重要的见解。我希望您理解了我的意思。”“是的。我会尽力完成您交给的任务……”听着莫洛托夫说话，我一边在想：我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某种转折。他当然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外交部的任何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仍然决定了叫我来。也许是因为我还有战前与德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最近几年，莫洛托夫被排斥在外交事务和外交部机关之外。可他本人认识我。正因为如此，他才将如此微妙的差事交给了我。尤其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事跟出国有关。不过，当时在奥地利驻有苏军，可那里也有美英法的部队。而维也纳在四个占领区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人到了奥地利，可以去往任何一个方向，包括西方。在当时，这种出国，尤其考虑到我的情况，是特别受信任的信号。并且现在是多年没见我的莫洛托夫对我表示了信任。这事，以及他事实上使我免遭贝利亚的毒手，让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基本上毫无怜悯之心、以自己坚不可摧的“坚强”而自豪的人所不常见的。他从来不曾软过心肠。但是，我还是在想，改正对我不公的时机到了？可能是由于那些对他自己和他妻子的不公正而态度软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