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1)

蒋介石政府的顾问鲍罗廷亲口向我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秘闻，以及有关周恩来的个人情况。由于我采访的名单将周恩来列在第一位，他只能用“巧遇”的方式在剧院里会见我。我记录中国之行的书用中俄两种文字出版。回到莫斯科，一位惊人美丽的姑娘打破了我对女人的特殊原则。筹办《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外文版，是从寻找高水平翻译开始的。莫斯科有两个机构里的翻译人才较多：后来改名为《进步》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和《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部。这家报纸的俄文版仅出几份，为的是中央宣传部的领导能够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监督。很少有人知道有俄文版的存在。一般人说起来就是——《MoscowNews》——以为它只有英文版。该报的主编是鲍罗廷——我正是找他咨询。我刚开始对定期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无所知。鲍罗廷和他的员工们态度友善，随时准备帮助我弄清新事物的奥妙之处，结果我实际上在《MoscowNews》实习了几周。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报纸的编辑部和我住的房子都在莫斯科维街的同一栋楼里。我跟鲍罗廷成了好朋友。对我而言，与他交往特别有教益，有意义，尤其是当我得知他就是那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国报纸上的鲍罗廷。当时，他是我们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顾问，在调解中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他们协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日军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政府搬到重庆之后，鲍罗廷也到了那里。他的官邸紧挨着周恩来领导的**代表处。鲍罗廷向我讲述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情况，认为这是一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儒雅的领导者，理性、平和，同时又坚定，顽强。从鲍罗廷那里，我得知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那时中国的两位军阀——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蒋介石到自己的司令部谈判，逮捕了他并打算枪毙他。**领导明白，国民党的内讧将会弱化抗日斗争，所以，虽然**人受国民党之害不少，但认为不能除掉公认的国家领导人。这件微妙的事情交给了周恩来。蒋介石被关在隔壁房间里，这边，周恩来与二位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实施自己的意图，为了中国的前途释放这个囚徒。最终，将军们同意了释放蒋介石。鲍罗廷讲述的关于中国的各种事情，培养了我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国家的兴趣。但我们的交往却突然中断。有一次，当我来到《MoscowNews》之后，却没有见到鲍罗廷。有人对我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了，可能是病了。一周之后，才知道鲍罗廷被捕了。他被宣布为日本特务，后来就失踪了。多年之后，我因为记者的事务到了中国。除了其他城市，我还去了重庆。那里就像博物馆一样，保存着周恩来和鲍罗廷的总部。墙上挂着许多照片，桌上和架子上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各种日用物品。这里还有鲍罗廷身穿制服、镶在铁框里的一张照片——脸上表情勇毅，眯缝着眼睛，面带微笑。我记住的他就是这个形象——一个忠诚的战士，遭到斯大林刽子手毒害的许多人当中的一个。我还去过西安。蒋介石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发生在城里，而是在离城四十公里的一个名叫华清池、有温泉的小地方。一千多年以前，在唐朝的时候，在骊山脚下，有一个异国情调的花园，而在池边耸立着明皇的宫殿，住着他的妃子杨贵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至今保存完好的贵妃亭旁边有一排房子，蒋介石就住在那儿。夜里，将军们决定逮捕他。蒋的卫队进行了抵抗，开始了对射。听到枪响之后，蒋介石跳出窗户。他企图爬上山崖，却卡在了石缝当中，就在那儿被抓住了。1957年初，作为《新时代》的记者从莫斯科飞抵北京之后，我立即请外交部帮我安排采访某个中国领导人。当然，我没有指望会见到**，所以在自己的信中提到了周恩来、**和朱德元帅。信发出去之后，我便出发去旅行。参观完重庆之后，突然想起了与鲍罗廷的谈话，非常想见周恩来。可是，回到北京之后才知道，对我的要求没有任何答复。在出发去满洲里之前，我决定在首都再呆几天，并且在饭店订了两张（我自己和翻译）看京剧的戏票。剧场与平常一样是爆满的。开演之前，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检票员从一个巨大的茶壶里给观众沏茶。我们的座位是右边起第五排。但是，我发现自己右手边一个座位空着。灯熄了，剧场里只有舞台脚灯微弱的灯光。这时，一个中国人坐在了我旁边。我只能看清，这人跟剧场里的观众一样，身穿类似军服一样的中山装，同样的帽子和布鞋。大幕升起，照亮了观众的脸。我斜眼看见，旁边这个人非常像周恩来。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剧场里会惊动起来的。人们会开始鼓掌、呼喊。何况他如何能够就这样随随便便到剧院来——没有警卫，没有特设的包厢，坐在普通观众之间？但我还是弯腰问身旁的翻译，坐在旁边的是何许人也。他立即答道：“这是周恩来。”我感到震惊。观众们紧张地关注着舞台上的跌宕起伏。他们一点也没有因年轻的共和国著名而且受人欢迎的领袖、国务院总理的在场而分心。他们的注意力被猴王与怪兽的搏斗，一个名叫杏花的年轻姑娘与一个朴实的小伙子之间的爱情，以及她被强盗劫持等情节完全吸引住了。而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演员的噱头，一边想着，中国领导人坐在我身旁该如何解释？我能够与他谈话？幕间休息时他会呆在这里，或者像来时一样消失在暗色中？大幕放下，灯光亮起了。中国的剧院里一般没有前厅。幕间休息时，观众直接走出剧院。剧场里很快就空了。甚至没有人朝我们的方向看过。我马上想到：没人认出他来！周恩来继续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我非常紧张。怎样跟他开口？从何开始？没等我下定决心，他转过来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说道：“您是从哪儿来的？”他当然知道我的一切。因为我事先在饭店订了票，所以如果他坐在旁边，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但是他必须有个话题来开始。当时，我已经做了杂志的副总编辑，并且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中国来了已经半年。我这样向周恩来做了自我介绍。“你们的总编是谁？”我回答说，前不久列昂捷夫被任命为总编，而在此之前，从杂志创办之时起，他一直是副总编。“列夫·列昂捷夫，著名经济学家。我很熟悉他，曾经在莫斯科的东方干部学院听过他的课。请转达我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一定。谢谢您。”“您知不知道，鲍罗廷还好吧？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他提出来时，仍然浑身一震。周恩来是否知道他的悲惨遭际？我讲述了我们在《MoscowNews》编辑部的多次相见，讲他对重庆工作的回忆，以及他给我谈及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是的，当时很困难。如果他们杀了蒋介石，中国又会重新开始内讧。而日本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并且对我们**会造成不利的局面……鲍罗廷到底出了什么事？”“确切的我也不知道。在四十年代中期，他就像许多人一样消失了。”“可惜，鲍罗廷真的太可惜了。他是个好人，诚实的朋友，真正的**人。我跟他多次遇险。他无畏，性格坚强……”斯大林的绞肉机消灭了多少性格坚强的好人啊！我们谈到幕间休息结束为止。但第二幕之后，周恩来还没有走。开始讲述在中国建设新生活如何困难。“我们这里，”他说，“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过‘匈牙利事件’……武汉，西安，成都等地都有过严重的骚乱，参加的不仅有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工人和农民。当然，我们自行处理了这些事。但是，仅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认真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既在匈牙利，也在波兰，东德和我们中国。在领导与被领导者间的关系中发生了问题，在社会内部产生了矛盾——在党与人民之间，在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