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2)

周恩来说，他跟前不久由伏罗希洛夫和拉希多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周恩来继续说道，“对此十分轻松。‘你们的紫禁城，和我们的克里姆林宫外面都是高墙，’伏罗希洛夫说。可我回答说，这些墙并没有能够保护中国的皇帝。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怎样做，才能使人民没有不满意。”总理问我到过那些地方，有什么要求。我说，在东北我想参观大连和旅顺，此后想去南方看一看，云南省，海南岛。另外还想到中国原子能基地的兰州去看一看。但我发现，这些地方不大愿意放外国人进去。“我会过问您的行程。我认为，您的要求愿望都应该得到满足。”的确，他信守了诺言。在此后的行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第三幕和第四幕之后，灯亮了，但观众无人动身。周恩来站起来，握着我的手，祝愿在中国旅途愉快，此后便走出了剧场。只是现在，观众似乎明白过来了，开始离开剧场。他们都知道，并且看见了，我们在两个幕间休息时在谈话，但是没有人作任何表示，没有任何动作，任何声音妨碍我们的谈话。后来有人对我解释说，周恩来经常去看戏，坐在池座的观众中间，所以北京人都习惯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的规矩，所以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如果斯大林或者莫洛托夫打算到剧院去，那么票子事前会发给可靠的人。他们乘车到专门的入口，乘专用电梯上去。而他们所在的包厢装饰得严严实实，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剧场里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们。包厢旁边的小厅里，预备有各种吃食、甜点和饮料等。与哪怕是经过挑选的观众，从未有过任何交流。穿制服和便服的安全官员到处走来走去。周恩来身旁没有看见警卫，这使我感到不安。安全机构的人肯定在附近。但他们的举止使人绝对看不出来。次日，外交部新闻司通知我，朱德元帅将接受采访。他们用这种方式暗示，与周恩来的谈话是必须保密的。好奇心始终困扰着我，为何他要安排这样一次会面？当地的几个中国通的解释是，由于我的单子里总理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因此他要用独特的中国礼节来弥补自己不能接受采访。也许，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我想，是否周恩来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朋友和战友鲍罗廷的敬意？在中国呆了将近半年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跟总编列昂捷夫讲妥，便将自己关在办公室，从早坐到晚，在打字机上敲出旅行札记。有一次，出得办公室，给热水瓶灌开水时，我在走廊里遇见了一位年轻姑娘。她令人惊异的美丽、身材高挑，波浪般的栗色头发披在肩上，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以前从未在编辑部见到过她。打过招呼之后，我从旁边走过，并且，坚持自己的原则从不看女人的背影，走向总是有热水的水炉。然而，走过十步之后，终究忍不住回过头来。就在这一刻，这个神秘女郎也回过了头来。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当然，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让我感兴趣的姑娘我出差的时候作了校对员。后来，结束了自己的札记之后，我去英国出差。再后来，是1958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但是，我们交换过的目光却在一直陪伴着我。六十年代初——她那时满25岁——列拉（她直到现在也不喜欢叫她瓦列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搬到了我那儿。1966年我们结了婚，很快，儿子安德列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