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愈合的伤口(2)

我在美工作的五年任期即将结束。安德列也将从使馆的八年制中学毕业，应该在莫斯科升入九年级。由于美加研究所还没有物色到接替我的人，我们已经定下来，八月底列拉和安德列回莫斯科，我留下来在华盛顿等待接任者。我已经替他们订了机票。可现在这一切都悬在了空中。我们默默地坐在起居室里，不知在等待着什么……大约夜里两点，电话铃响了。“我在这儿，在大堂里。你们下来吧，”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是安德列，”我急忙告诉列拉。“教训他一顿……”安德列站在大堂里，有些失神，并且我觉得眼睛有些浮肿。“汽车在门口……我开不进车库来。”我们出来走到“奥尔斯摩比”跟前。似乎一切正常，只是速度表上显示，在最近12个小时里，汽车跑了几百英里。看见他可怜的样子，我什么也没有问安德列，泊好汽车，上楼回到家里。列拉，她忘记了要“教训”，扑上去亲吻拥抱儿子。可他站着，不做声，无动于衷。我最后问他：“是不是说说，你到底怎么啦？”“最好明天再说。给我水。”他一口气喝了两大杯水，用手背擦干了嘴唇，很勉强地说出来一句话：“我困死了。”他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衣服都没有脱，一下子就睡着了。那一夜，我们当然是一眼未合。我给领事打了电话。他也没有睡。他的一句话使我感到刺痛：“我们希望，这事就这样结束……”早晨，无论我如何查问，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要么故意不回答，要么坚持说，什么也不记得了。列拉和我本来应该去上班了，可是能不能把安德列一个人留在家里？不得不带上他。将儿子送到使馆的小餐厅后，我上到二楼，向奥列格·索科洛夫通报情况，大使多布雷宁在莫斯科期间，他是临时代办。奥列格也对于此事是否会这样过去，表示了疑虑。实在是太怪了。既有跟那个失踪的苏汉的结识，也有警察找不到我的汽车，还有安德列怪异的举止……我们决定，为以防万一，加快他和列拉的行期。恰好，第二天，苏航有班机飞往莫斯科。我们跟奥列格关系相当好，我觉得，他在诚心诚意地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帮助我们。电话响了，奥列格拿起了听筒，但是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在变。他用感叹词作答，挂上电话之后，默默地看了看我，同情地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纽约时报》华盛顿记者站的莱斯里·盖博。他刚刚拿到了安德列写给里根总统一封信的副本。安德列请求在美国避难。这封信将在报纸的晚间版上刊登出来……”我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但这种打击实在是出乎预料。那时，正是“冷战”最激烈的时期，里根把我国斥为“罪恶帝国”。并且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即便他还是个孩子，向美国总统请求政治避难！这对于那些“冷战”斗士来说岂不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吗！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为什么安德列跟我什么都没有说？也可能，这只不过是挑拨离间？不过，骚扰将会是难以忍受的。突然之间，我的儿子成了一桩丑闻的对象，况且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大众传媒的歇斯底里将是毫无限度的……奥列格打断了我苦痛的思绪：“我想，最好你们全家马上搬到大使馆生活区来。记者和穿便服的家伙们很快会到你在切维－切斯的家里去的……”我的脑子一下子还不能消化我们所发生事件的全部后果。就向在云雾中一样，我下到小餐厅，安德列正在那里安静地喝着可口可乐。很难不跟他急，可我还是忍住了。我必须平静，这样才能弄清所有情况。首先得去新闻社去接列拉，她在那儿的《苏联生活》杂志社工作。然后赶回家，收拾必需的用品，再赶到使馆去。我和安德列走到车旁。我尽量平静地问道：“你真的给里根写信啦？说实话。”“我记不得了。可是我真的想留在美国。我不喜欢在莫斯科的生活。这里好玩多了。”“昨天夜里你去哪儿啦？”“开车去纽约，想去找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拿了妈妈放在床垫底下的钱缴路桥费。实际上，全程都有巡逻车跟着我。警察冲着我微笑，招手，但一次也没有栏我。”“你看他们是否知道你的打算？”“也许。但是，在纽约他们不见了，而我迷了路，吓坏了，后来决定回家。”“你要这些干什么？你可以在家里中学毕业，上大学，受教育。然后再来这里工作的。”“可是谁会放我来这儿？这会是惟一的机会。”“你在这儿没有专业，没有受过教育，谁会用得着你？他们自己的失业者也够多的了！”“我想试一试。要么成功，要么死了。这比在家里混日子强多了。你运气好，你可以到这儿来。我不会有这样的运气的。”“可是你想没有想过妈妈和我？”“想过，所以才回来了……”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的家庭悲剧，事实上也是这个被打破的世界的悲剧，“冷战”冲突的产物。由于跟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进行竞争，我们国内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们老一代的人，经受过艰难的岁月，可以继续忍受，坚持英国人的说法：“不管对与错，这是我自己的国家”。但是，甚至我们这些人，也喜欢在野外，在密友的圈子里，伤心于我们的领导人不关心自己的人民，而只是关心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的子女，甚至孙子辈。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组成，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当时，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公开地谈论这一切，所以我们只能容忍这些颠倒黑白的事，尤其是身处国外时。对年轻人而言，这些却难得多。从学校给他们灌输的，是应该讲真话。可是，他们听到的是一套，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套。安德列对于假话和虚伪那一套的反感特别强烈。有一次，大使馆中学的八年级学生要画一幅画，反映苏联维护和平的斗争，安德列画了苏联的坦克在阿富汗，而反映祖国生活的作业，则用了这样一幅画：饭桌上是一张《真理报》，报上是一瓶伏特加。学校的校长，此人每逢革命节日都要写诗颂扬祖国，顺便也颂扬一番多布雷宁大使，对安德列的画大为火光，每次都叫我去解释。我试图让孩子明白事理，可劳而无功。“爸爸，”儿子回答说，“可这是真的呀。在学校教我们要做诚实的人……”接上列拉之后，我们迅速收拾了必须的物品便很快来到使馆区，这里临时给了我们一套房子。正如莱斯里·盖博所警示的，安德列亲笔写的信件当晚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出来了，第二条早晨则上了《华盛顿邮报》以及美国的其他报纸。不知为什么，签名不是“别列什科夫”，而是“别尔什科夫”。我拿报纸给安德列：“仔细看，这是你写的吗？”这次他没有抵赖。“那为什么姓氏写错了？”“我发慌了，弄错了……”“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我对他说，我明白，一旦对他动粗，他就不再会开口。我们必须做出某种决定。但是，事先我必须说服安德列放弃留在美国的企图，并且要他坚决答应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只有在这之后，我才能向使馆领导提出行动计划。我提出了各种方案，安德列不说话，只是仔细听着。“记着，”我警告说，“我们可以体面地解决这事，只有跟你谈妥所有的细节，并且只有你信守诺言，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同意。”“太好了！好好想一想，明天我们再谈。那现在去睡觉吧。”我们及时离开了位于切维·切斯的房子。我们的邻居，“新闻”社的代表告诉我，在底层的大堂里和走廊里挤满了报纸和电视台的记着，等着我们出来。如果我们在那儿的话，我不得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甚至不知道如何从这种局面下脱身。如果美国政府拒绝安德列出境，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清楚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什么？我们自己走，留下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或者跟他一起留下来，自己也成为“出国不归者”？这可是1983年，早在“改革”开始之前。的确，勃烈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上台，国内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但旧的教条基本上仍然有效。何况在当时，无论我，还是列拉从心理上没有做好准备走这一步。此外，我与第一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还在莫斯科。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在外交部工作。他会出什么事？我们在莫斯科有许多朋友。我的书用苏联各族的语言，并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版，我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读者。不，我们当时不能留在美国。如果安德列在美国被扣留，我和列拉，最可能会两个人回到莫斯科。现在，许多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性，可当时，向许多苏联人一样，我们曾是理论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