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愈合的伤口(4)

终于到达半空的飞机上，安德列躺在三个座位上，一直睡到了莫斯科。在舍列梅杰沃，这里同样也有外国记者，我的儿子谢尔盖和我的朋友们来接机。他们顺利地把我们送到了位于伏龙芝沿岸街的家里。在西方，围绕着我们一家又热了一阵，后来媒体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失事的南韩航空公司007航班上去了。虽然当时苏联的局势在逐步改善，我还是发现，“以防万一”，我的书从图书馆和书店的架子上被撤了下来。我书稿被出版社退了回来。在一部有关战争年代外交的新的电视纪录片中，那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我的采访，有字幕上我名字被紧急剪掉了。小心的人们在等待，不知道我们会出什么事。但是，真正的朋友却是忠实的。特别是阿尔巴托夫帮了大忙，他跟我国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关系非常好。很快，我被任命为《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的主编。我的书稿被出版社要了回去，并且书也出版了。1985年春天，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向人民说明，我们国内的情况一团糟。“改革”开始了。1986年初，我被派往美国短期出差。这是彻底的平反。安德列很快中学毕了业，上了航空工业学院。毕业之后，在航天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试验员。但是，生意吸引着他，因此他开了自己的公司。很快，安德列结了婚，1990年春天，他的儿子丹尼尔出生了。有一段时间，安德列与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合作，他到那儿出差去过几次。1993年初，安德列做了俄美合资公司的副总裁，销售钻井设备。他幻想着能够有大的成就，他曾经跟我说过，现在，当他自立之后，我就可以不必工作了：安静地住在达恰，读历史小说，随意写点东西：他会照顾我跟列拉的。但是，命运却做了另外的安排。安德列不幸被害。这发生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祥的月份1993年的8月。8月17日，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冒充是朋友、憎恨安德列、妒忌他成功的狂徒射出的子弹撕裂了我们儿子的生命。当时他年仅26岁。安慰我们的，是他的儿子，我们的孙子小丹尼尔，那年他才三岁半。感谢命运，我的第一次婚姻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阿列克赛。谢尔盖使我高兴的是，他沿着我的足迹走：我曾经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担任翻译，谢尔盖则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翻译。并且谢尔盖的女儿，我的孙女阿纳斯塔西娅，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个出色的同声翻译。阿列克赛更喜欢我的第一个专业——工程师。他有一双巧手。他可以做出来任何的东西。他有一个女儿卡嘉和儿子别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