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海上来》第十九章(5)

张爱玲兀自坐在厅里，她最害怕面对母亲，正因为在生命最神秘的一处和母亲是呼应的。一九四七年六月，胡兰成接到张爱玲的来信，信中第一句话劈头而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我是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惟彼时小吉（劫的隐字）故，不愿增加你的困难。我把新近写了两部电影的稿费汇票共三十万一并寄给你。你不要来寻我，即便你写信来，我也是不看的了！爱玲”夏蝉声唧唧，在这一刻显得格外逼促，千军万马地钻进人的心里，因为是静，所以格外响亮，因为是当头一棒，所以眼耳顿时清明，胡兰成拿着信，是沉到水里的静。晚上，胡兰成蹲在码头边，看星星点点的渔火，看船下鱼货。他手里夹着一支烟，他与张爱玲这惊天动地的一遇，宛如火树银花，如今散落到江面，成这斑斓的星星点点。火树银花亦好，星星点点亦好，张爱玲之于他，是这样无所在也无所不在。天色更暗，当空有星，胡兰成仰望天星，张爱玲不是其中的一颗，惟是那撒满一天星斗的女仙。为了提防胡兰成今后找来，张爱玲与姑姑准备搬家。工人进张爱玲的房间把书桌搬走，把沙发搬走，把床搬走。世界原本也可以这样干净。傍晚，张爱玲又进来最后收拾，房间里只剩下地上零零星星的碎纸屑，还有那一蓬陈旧的丝绒窗帘。窗外是夏日的晚霞，极艳。她蓦然在地上看见一张纸，上面写着“燕子楼空，佳人何在”，那是胡兰成到访未遇留下的字条。她一见心便一阵抽搐疼痛，但这痛也要过去的。她在那里蹲了片刻，这才起身，手里拿着她儿时的绿色鸵鸟羽毛扇，把纸条揉了，丢进外面客厅一袋垃圾里。房子空了，窗没关，风灌进来，窗帘呼呼地飞，叮当的电车声依旧。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又一次创造了戏剧性的**。她斩断了一切烦恼，回到自己的写作事业上，借着电影的成功，她要重新出发。然而，有人在报纸上骂道：“寂寞的文坛上，我们突然听到歇斯底里的绝叫，原来有人在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上闻到HighComedy的芳香。跟这种神奇的嗅觉比起来，那爱吃臭野鸡的西洋食客和那爱闻臭小脚的东亚病夫，又算得了什么？”张茂渊看了报纸担忧地说：“看这八方风雨的态势，是要下刀子来叫你闭嘴！”张爱玲沉默不语，她只是一心要写作，但眼看路又被封死了。黄逸梵劝道：“出国去吧！港大寄来了复课通知！你回去把港大的书念完，学费我来想办法！”张爱玲这时候已经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她虽然被打击，但也没有绝望。尽管知道母亲会失望，她仍语气坚定地说：“我对念书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母亲又要出国了，张爱玲还像她小时候那样，母亲要走，她并没有离愁。倒是黄逸梵年纪长了，自己有感仿佛这一趟出去不会再回中国，竟有些牵挂，她坐下来，和张爱玲促膝交谈：“我想我是不要再回来了！你弟弟我和他见了一面，他现在也做事了，我看他也就这样了！还是你，对你我特别不放心！我自己挑了难路走，但愿你能享福，结果你也挑难路走，还更难！你小的时候我还能安排你，现在连说你也都觉得多余！”张爱玲真诚地说：“你说，我还是听的！”她不想伤感却又突然要伤感起来。母女俩相隔多年，已经不亲了，但是还有什么东西扣在彼此中间，紧紧地张弛着。黄逸梵拍拍她的膝头，什么都没说。这是她和母亲最后一次的交谈。一九五○年七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参加的人排了一长列的队伍报到，清一色的人民装，大家都热烈地寒暄问好，充满热情。张爱玲夹在队列中，她显得比较安静，低头看着会议的章程，她不知道她穿的旗袍，外加上一件白色网眼小罩衫会那样醒目，惹来议论纷纷，不时有人从队伍里探头出来看她。张爱玲明显地脱离整个社会的脉动，而她自己在队伍里也发现了这一点，她感到一种隐隐不安。张爱玲用笔名创作的《十八春》在报纸上连载又引起轰动，张子静喜滋滋地来报喜说：“我同事每天都抢报纸看，我没说那是你！”张爱玲已经没有太多得失的喜悦，她只是淡然一笑：“我还是不喜欢写连载！简直是和时间打仗！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真是十八春！”张子静笑着说：“但总是能写了，比起前两年那样，是好多了！”张子静真心替姐姐高兴，他现在是大人了，但讲起话来还是小时候的软调子。张爱玲看着他，心里还有他小时候的样子。张子静又问：“听说炎樱走了，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张爱玲沉默着，她望着张子静，又望着白墙，她眼里流露的不是平日惯有的淡漠，而是一种深沉。这天夜里，张爱玲收拾着行李，床上堆放着满满的，都是她的稿件，姑姑帮她整理，一份一份递给她看。好些稿件张爱玲都不愿带，姑姑看着有些心疼，这是她近十年的心血。姑姑语气尽量平淡地说：“你这次倒是想得开！”张爱玲苦涩地说：“我其实什么也带不走！”她的心里钝刀切一样难受，忽然将头往姑姑肩头一倒，这些年她们最亲，但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张茂渊那七情六欲淡泊的心，一下子也难受了，她哽咽着说：“你别这样！我真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