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短暂的编辑生活(5)

第二天，一向和蔼可亲、宽容温和的范内尔也会对这篇文章惊讶不已。然后，他嘴里叼着耶罗波利烟斗，脸上堆着善解人意的微笑，对我说：“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想法。”他会让我重写一篇。或许是因为还未在饭碗和爱好之间完全迷失，也可能是因为我身上还残留有一些长老会式的工作伦理道德，那天晚上，我便会倾尽热情和能力提笔重写。但几小时的挥汗如雨后，我仍然只能放弃，重新回到我的《熊瞎子》、《来自地下的记事》或是《比利·巴德笔记》中。要么就什么也不看，只在窗前徘徊，把饥渴的眼光再次投向那座美妙无比的花园：曼哈顿春日黄昏中，温斯顿·汉尼卡特家的一个聚会即将开始（这个漂亮名字是我受洗礼时用过的，现在我用它给这座花园的主人命名）。那是一个我永远无法进入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这时，金发碧眼的玛维斯·汉尼卡特出现在花园里，身穿宽大的外套和印花紧身便服。她在银白色的月光下站了一会儿，把她那可爱的头发往上梳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在花圃上摘下一朵郁金香。她的举手投足优雅至极。她不知道这一切会对一个初级编辑有着怎样的强烈刺激。我的**不可思议地剧烈扩张，触手可及。它溜出这破旧的房子，顺着污秽不堪的墙壁滑下，像蛇一样急不可待地窜过篱笆，饿狼似的爬上她那向上翘起的臀部，然后悄无声息地现出我的原形。我带着热切的难以控制的**，轻轻地抱住玛维斯，捧住她那丰满、性感、甜蜜的酥胸。“是你吗，温斯顿？”她悄悄地问。“不，是我。”我——她的情人回答说，“让我带你去一个奇妙的地方。”她总是回答说：“噢，亲爱的，是的——等一下。”在这些疯狂的幻想中，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她在阿伯克隆比菲奇吊床上**，但总会有人突然来到花园，打断这一切。比如桑顿·怀尔德、肯明斯，要不然就是凯瑟琳·安·波特，或者是约翰·马奎恩。这时，我从亢奋的**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又站到窗前，无比神往地继续幻想下去：在这对活跃的酷爱社交的年轻夫妇家里，有一间与花园平行的起居室（里面，现代丹麦风格的书架上挤满了书，常常惹得我嫉妒地看上几眼），作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们常在此驻足。傍晚，落日的余晖轻柔地洒在花园里，露台上开始出现许多衣着时髦、举止不俗的人。他们谈着某个话题。我甚至能在朦胧暮色中辨识出男女主角们的脸。他们都是我不幸的灵魂陷入文字魔力后，日思夜想、梦牵魂绕的文学英雄。我遇见过的惟一一位作家，就是那位我曾提到过的前**交通员，他有一次偶然闯进我在麦克格雷的办公室，满嘴葱味，汗臭扑鼻。因此，在那些春日傍晚，我的想像力在汉尼卡特家频频举行的晚会上肆意放任，那些偶像的面孔疯狂地充斥着我的大脑——瓦特·斯蒂文斯！罗伯特·洛威尔！一个小胡子偷偷摸摸从门那儿过来了，是福克纳？近期谣传说他在纽约；那个体态丰满，头发挽成小髻，一直咧嘴笑着的女人，准是玛丽·麦卡锡；那个矮个儿、脸庞红润的男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只能是约翰·契弗；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女人用颤音高喊：“欧文。”这个名字传到我偷窥的地方时，我的心突地一震，这真是那个写《着夏装的姑娘》的人吗？他那如同摔跤运动员般的强壮身体旁有两个女孩子，两张鲜花般的脸庞带着崇拜的神情仰视着他……我现在意识到，我脑子里浮现的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常常在广告或新闻节目中出现，或来自华尔街和其他令人羡慕的行业的名人。但当时的我固执地停留在幻想中。不过，就在我从麦克格雷帝国逃跑之前的一天晚上，我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情感挫折，我的“花园情结”戛然而止。那天，我又习惯性地站在窗前，把眼光投向玛维斯那熟悉的后部。对我来说，她的每一个细小动作都是那么熟悉、亲切。她穿着那种宽松外套，用手把金发往后撩撩，站在那儿与卡森·麦卡勒斯，还有一个脸色苍白、长着傲慢的英国脸庞的人闲谈着。那人眼睛近视，无疑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他们到底在谈什么呢？萨特？乔伊斯？温特各酒？西班牙南部的避暑胜地？不，他们看来是在谈身边的事，也就是周围的环境，因为玛维斯边说边比划，用手指着那爬满常青藤的花园墙壁、喷水池，以及开满鲜花的郁金香花圃，那美丽的花圃在都市灰暗阴沉的垃圾堆中艳丽夺目。她的脸看上去是那么愉快和兴奋。“只要……”她似乎在说，那张美丽的脸因为不快而越绷越紧。“只要……”她猛地转过身来，朝着大学生俱乐部的方向伸出她那愤怒的小拳头，那苍白颤抖的拳头好像就在我眼前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挥舞着。我敢肯定，我能从她的唇形上看出她所说的话：“只要那该死的丑恶的东西不再在那儿死盯着我们！”我懊恼极了。但我在西11大街的痛苦命中注定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想到这些，因《孔提基》一事被解职还真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我在麦克格雷走下坡路开始于一个叫威塞尔的新编辑室主任的上任。我背地里叫他“黄鼠狼”，只须把他名字的字母颠倒一下就成了这种动物。威塞尔来这儿是为了给麦克格雷提高一些必要的档次，他那时因与托马斯·沃尔夫相识而在出版界小有名气。在离开斯克利勃和马克斯威尔·帕金斯出版公司后，他开始编沃尔夫的作品专辑，并且在作家死后，帮助整理了尚未出版的大量文稿。尽管我和威塞尔都来自南方，很容易在纽约的排外环境里产生同乡亲情，但我们一见面就相互不喜欢。他是一个秃顶、不太招人喜欢的小个子男人，四十**岁。我不知道他怎样看我，但毫无疑问，他对我那傲慢的、自由散漫的文风十分冷淡。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呆板冷漠、毫无幽默感的人，脸上总带着愚蠢、自以为是、不可亲近的自负的神气。在办公会上，他最喜欢说“沃尔夫过去常对我说……”或“托马斯临死前，在写给我的信中意味深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