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星堆与中华文明(1)

（一）三星堆的文化传播路径历史上从三星堆到中原一直存在着交往的可能通道：一条是走汉中，一条是走湖北神农架[1]，还有一条是顺长江而下然后登岸辗转北上。另外，还有一条道路，可以经青海转往北方。原始式样的独木船形墓之所以在青海也有发现，是否在几千年后暴露了当初三星堆人曾经北上的试探？实际上三星堆人到达青海可能还有其他特定的任务，比如淘金。我们还忘记了一条重要的道路，这是一条海路，沿中国南部海岸线一直东行而后北上到达胶东半岛一带。青海是北方地区，为什么会出现三星堆人呢？我们可以考察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黄玉和玉料的来源而获得答案。三星堆周围没有金矿，在附近的河流中也没有发现金砂。因此，金砂应该从别的地方开采运回并进行冶炼。在成都平原周边有三个产金地区，一是位于四川西部雅砻江和安宁河之间的丽水，二是云南金宝山和三面山一带[1]，三就是西藏地区。青海之所以能看到相当多数量的悬棺，可能就是因为青海东南地区有金矿。而金在闪族人（古埃及也一样）那里是如此重要的一种装饰物品，以至于产量需求之大足以让大批人前往青海并永远留在那里。这里的金子不仅中国人可以使用，还可以沿着丝绸海路返回到中东。从埃及、埃塞俄比亚、巴比伦以及以色列人的古代金饰的成分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从而也可以确定这条丝绸之路的形成时间以及古蜀文明的建立时间。补充一条信息，河南嵩县的"高都川"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产金地，最著名的典故是汉代张良在此采金，并留下了大量废弃采金洞，我婆家后山上就有一些古代采金洞，这些洞"深不可测"。那么这里是不是商、周时代（包括三星堆人）采金的场所呢？需要说明的是嵩县今天金的年产可高达10万两，是"全国产金八强县"之一。笔者认为，楚国可能是当时南北文化的交会点，因为楚可以东探蜀国，北接中原，事实上古蜀国的最后一个朝代"开明"的君主就是从荆地而去的鳖灵。湖南境内的长沙郡与黔中郡应该受到重点排查，因为这里距离南丝绸之路的终点（番禺）很近。丝绸之路在这里伸展出一段一定有其重要的政治或经济背景。其实由此看来，楚文化完全可以"自生"！其根源就自"南海"（广州）来，不用从三星堆拿来。与此印证的是，湖北随州出土的著名的尊盘与河南出土的另一件工艺品，常常当做中国运用失蜡法制作的工艺难度极大的复杂器皿范例。而随州就是楚文化的代表。马王堆的出土文物就是楚文化发达的一个很好例证。失蜡法工艺在中国失传了。它失传的时间是在春秋战国时吗？很重要的一个线索是，非洲人今天还在继续运用。我在2003年凤凰电视台与CCTV组织的《走进非洲》系列节目中亲眼看到了这一工艺在非洲的使用过程。（二）三星堆与商朝文化我们先按照传统中华文明的解读方法来推想，即中原文明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政治中心，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史上并不重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假设"呢，并且中国人已接受了2000多年。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地带，作为当时中原文明代表的商朝（中心在河南省）肯定会吸引周边一定的人群，或出于经济或出于文化的要求而与外界进行交流。假如是两个相对成形的国家，比如南北各有国家雏形，则这个交往的规模就更大，也会更频繁。假如闪族人真是在大约4000年前来到中国的话，那么他们带着远远高于当时中国南方的发达文明，完全有可能影响了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与中原之间有交往也顺理成章。几十年前，郭沫若看完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图片后就写信说到："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等均与华北、华中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北、华中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当时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郭沫若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认识到如此多的可能性。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尽管与殷商时期的黄河文明器物有着明显的区别，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但是，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出是有交流的，尤其在纹饰方面等更可看出一些端倪。甚至在今年陕西出土的青铜器上，也看出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个青铜器上"回纹"其实在埃及象形文字中是有特定含义的，所以南北才会如此渐渐流行）。笔者认为，商朝时期南北双方确实在青铜器方面进行过相当充分的交流，但互不干涉内政，所以"鼎"、"杖"各随其政。到后来，鼎文化得到充分发展，以压倒性优势消灭了"金杖"文化。还有一种可能是，最初的中东闪族人居住在长江流域，带着他们新鲜的闪族故乡痕迹；随着他们逐渐北迁，时间久长，就渐渐脱离了中东母体，发展出了自己的鼎文化，并因为一些特殊的政治事件而彻底忘记了金杖祖先。不仅埃塞俄比亚古代有铜鼎，而且蜀国也有铜鼎，楚国的鼎就更多了。但南方鼎的外形确实与我们经常在中原看到的稍有不同。尽管它的外表有些圆，但依然不能否认这确实是鼎。古蜀既有金杖也有鼎，而中原却只有坚定壮实的方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