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创造性的机遇与真正的文化战争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开辟新的道路，权力所带来的不再是破坏和征服——不论是真的战争还是性别的战争——而是带来创造力和关爱。在人类探险的这一特别阶段，运用我们这个物种独有的进化能力，我们能成功吗？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创造一种新文化，并把它带入主流文化，使之成为一种制度——使它融入我们的家庭、政治、经济、宗教和教育制度之中。这样一来，我们的下一代就不必再从头摸索——这个任务具有历史意义。我们不仅要推翻几千年的统治关系的神话故事和偶像，还要抵制像癌细胞一样挤入伙伴关系神话故事和偶像之中的新的统治关系神话故事和偶像。因此，我们需要有坚强的意志。我们还要有坚强的意志抵制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仍然在鼓励违背人道的行为。譬如，我们已经知道，真正仁爱的行为不仅能使我们感到幸福，还能帮助我们战胜疾病，延长我们的寿命。然而，在现行的经济制度中，这样的行为换来的往往是最少的回报。我们甚至需要提一些闻所未闻的问题。譬如，当我们从心底里感觉到我们的某些想法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意识形态制度的产物时，我们就应该扪心自问，这到底是谁的想像力？简言之，我们要有坚强的意志选择异说，而不是随声附和——现代意识革命第一阶段的急先锋们也是势单力薄，但他们不畏权势，迈出了通向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制度的重要的第一步。我们在现代意识革命的第二阶段所具备的也正是这种异说的力量——科学实验表明，这种力量远远大于随声附和的力量。我们处在一个文化进化的关键转折点上，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制度极度不平衡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化转型理论指出，变化有可能发生——甚至有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对我们最为有利的是一个物种正在觉醒，正在为生存而奋斗的意识，以及我们人类巨大的创造力：惟有这种能力能使一个物种实现其最高愿望，尤其是我们人类爱的愿望，以及创造新制度、新神话故事形式的愿望。我们已经看到，神话故事的变化与现实的变化是携手并进的。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导致了故事和偶像的变化。而故事和偶像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形式，新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形式会产生意识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神话故事和偶像——这又会刺激我们人类独有的创造力，激发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变革。忒修斯和其他亚尔古英雄是史前人类的佼佼者，他们将世界推入一个暴力和强人统治的阶段——在这个世界里，就像忒修斯的故事里所讲的那样，男人最理想的性关系是与爱情无关的。同样，我们这个时代奋力将世界推向一个新阶段的佼佼者们也将被明天的人们所传颂，成为明天的故事的原型。而这些真事和故事，又会激励我们改变思维、生活和相爱的方式，这种改变又会产生更多、更新的神话故事和偶像。我们从古老的统治关系社会继承下来的许多神话故事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了，我们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手法对待统治关系的神话故事，为自己扫清道路。譬如说，我们有许多神话故事——从古老的特洛伊战争的传说，到当代的《星球大战》——都是在讲述战争。而其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以更高超的技术制造痛苦，从亚瑟王的著名宝剑到科幻小说中摧毁**的死亡射线和摧毁大脑的神经毒气。假设我们也编造一些故事，在故事中，人们不是因受伤而无法作战，而是在某种神经肽的作用下感到非常幸福，所以根本不想打仗。我们的故事不像众多科幻小说那样，着力描绘未来的人瓜分星系的场面，而是想像在将来制造一种能产生同情和仁爱的“化学武器”，使人们能够利用他们的精力和资金广施博爱，包括他们的“敌人”，于是他们的钱袋和我们的星球都得到了保护。我们也可以改造统治关系社会的经典著作，从《驯悍记》到《蓝勃》，剔除其中的糟粕。譬如，我们可以重写“灰姑娘”，这位灰姑娘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把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争取过来一个，共同教育那位又自私、又麻木的继母和那位迟钝而不称职的父亲（在原来的故事里，他根本没有出现，好像这事压根儿与他无关似的），教他们怎样作体面的父母——既不娇惯子女（像旧故事里的继母对她那两个倒霉女儿那样），也不剥削和虐待他们（像他们对灰姑娘那样）。当然，新故事里的三个女孩儿谁也不会去试穿那著名的水晶鞋，他们会让王子的信使给王子捎个信，告诉他说，他如此看重女子的**，竟然觉得她们的某一个部位一定要符合某种既定的规格，这样的男人永远不会得到任何女子的青睐。另一个可以加以改造，创造出既有趣又有新意的故事的领域，是性神话故事。过时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当代色情小说都在对我们说，男人要通过污辱、折磨、谩骂、贬抑或以其他方式践踏女人，才能得到性快感。弗洛伊德的观点就是一个例证，他认为男人只对比他们弱的女人感兴趣——然而，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夫妻双方都有职业的家庭中，阳痿的发病率要少些，而在这样的家庭中，女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地位更平等些。不仅如此，据说，这样的夫妻有更频繁、更和谐的性生活。还有许多材料能够揭露对统治和暴力的嗜好，以及其他对性的错误观念。譬如，人们向来认为老年人不能积极地享受性生活，而研究发现，这完全是错误的。人们一向认为男人天生地就缺少仁爱，喜欢骂人——但是，现代的性革命第二阶段的最大进步，就是女性具有了一向被认为属于男性的性自由，而同时男性却在性关系中要求更多的感情因素，而这一向被认为是女性特点。《陈列》杂志1994年发表的一次调查表明，在对各种行业一千人进行的调查中，71％的男性说，如果没有情爱作为基础，**便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在另一些领域，尽管采用某种彬彬有礼但又尖刻和直率的方式去揭露也可能会大有益处，但却很少有人去揭露。譬如说，宗教界就是这样一个禁区，人们不敢对宗教领袖开玩笑，也不敢以任何方式批评他们（想想那么多可怕的、甚至是永远的惩罚，这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那些打着上帝的旗号，竭力维护统治关系传统的人，可能会跳出来大喊大叫。然而我要提醒大家，仅仅在几个世纪以前，针对**王权的政治讽刺也同样被视为异端邪说。在民主世界里，即使是宗教领袖也应该允许批评。再说，小小的不敬总是强于利用宗教权力煽动和激发暴力。目前，就有人利用宗教权力在西方发动了一场所谓“文化战争”，他们以一个打着宗教的幌子实施最大的野蛮和残暴的时代所产生的神话故事为遮掩，进行**的宣传。一些社会评论家说得好：原教旨主义产生的最主要原因——美国的基督教也好，世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或印度教也好——是有些人无法适应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所以他们产生了恐慌。通过痛苦或痛苦的威胁植入统治关系心理的僵化，使具有这种心理结构的人难以适应任何变化。从这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原教旨主义者为了重新控制一切，必然对女性施加更严厉的束缚——尤其会更严格地束缚妇女的**。因为这种束缚是维系统治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今日世界上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暴力行为——从伊朗、阿尔及利亚和索马里，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库尔德斯坦，到所有那些妇女因为真真假假的“不道德”行为而惨遭迫害甚至被杀害的地方——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中世纪末期和现代社会初期欧洲对女巫的追捕与审讯。我们会在两个时代里同时发现动荡时期的恐惧和愤怒，而发泄这种恐惧和愤怒的方式，在这两个时代里，同样是对人类中历来被视为软弱的一半施暴，有时，小宗教、小种族以及其他任何敢于向统治关系神话故事质疑的人，也会成为发泄对象。在这两个时代，社会的弊病都统统归罪于女性的“纵欲”。因此，今天发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三百年前反对西方启蒙运动的重演。在某些地区，过去三百年中席卷西方的意识革命和性革命才刚刚开始，这些地区受到的阻力也就更大。在西方，暴力也在不断增长，那些死抱着统治关系神话不放的人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革命的第二阶段，他们意识到这种革命威胁到被他们视为神定的制度的根基。由于这种原因，西方当代“文化战争”的领头人和经济上的支援者，无疑都是一些危险人物。他们企图退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那个时代，所有女人和大多数男人都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一个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男人凌驾于男人之上，国家凌驾于国家之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制度下自己所处的位置——他们一旦得逞，我们就将进入一个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的时代，因为那些人将要控制一切，并认为这是“天命”。因此，我们要更积极、更率直地自卫，反对这种宗教法西斯主义，要警惕他们的静悄悄的战术，要调动法律、经济和媒介等各种手段来阻止它。但是，我们并非要用同样的谩骂和暴力来迎战那些带着一群教徒进行挑衅的人。我们的目标是那些追随者，他们来自恐惧和痛苦之乡，因此我们要以同情之心对待他们——要揭露原教旨主义极右领袖的文化阴谋和他们造成的巨大破坏，使人们不再相信他们，要让那些追随者们知道，他们完全可以以创造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方式对急速变化着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做出反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战争”其实并非宗教价值观与“异教”价值观的战争，而是企图把我们彻底毁灭的不协调、不人道的制度，与正在破土而出的新的伙伴关系制度之间的战争——这些都依赖于千千万万人民的英勇奋斗，他们已不再接受《创世纪》里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不再相信我们人类注定要永远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永远没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