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1)
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概论》课的课堂上认识余秋雨的。
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是戏剧文学系的讲师。
他的第—部书稿还在埋头写作之中，知道他的人很少。
我们“编剧进修班”
的个别同学甚至不去听他的课，觉得写剧本实在用不着“艺术概论”
的指导。
后来，听说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确实讲得精彩，才将信将疑地踏进他的课堂。
1983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戏剧理论史稿》。
在这部长达666页的书中，余秋雨从戏剧艺术在古希腊诞生写起，随着戏剧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一代—代，一国一国，历数了人类戏剧发展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名剧和戏剧实践家、理论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和观点，成为我国第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戏剧理论史作。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
这部书着眼中国戏剧，从戏剧的因子写到每一朝每一代，把中国戏剧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遍。
这部书受到了许多外国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戏剧文化的重要史料性著作。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戏剧审美心理学》。
这是他把美学和心理学引入戏剧理论领域的尝试，为我国的戏剧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为许多戏剧界人士的案头必读书。
次年，他的《艺术创造工程》一书又在上海问世，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购阅。
他们从这本书中明晓了艺术创造的奥秘和原理，获得了根本性的开悟和启蒙。
四年出了四本书，且都是资料详实、立论严谨的高层次理论著作，所涉及的均为我国文艺界的重大理论课题，获得了从一般读者到权威专家的一致好评。
更难得的是这四年中他没有耽误过学院里的一节课和一次会。
其间，他还亲自主持了一个进修班的教学，担任着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同时在复旦大学兼着课。
在如此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写出了这样四本有分量的好书，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楼的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只看到了余秋雨写出的书，我却能看见余秋雨窗前的那盏灯每天都是全楼熄灭得最晚的”
对此，余老师曾经玩笑似的对我说，有好几次他一早赶到学院去上课，家里都随时准备着接他在课堂上晕过去的电话，因为他又写了一个通宵，一点觉也没捞着睡。
“可是我一次也没晕过去，老是让家里失望”
听着这不无幽默的话，我差一点没掉下泪来。
有这样四本书，他便成了当然的、名副其实的戏剧理论家、文艺理论家。
学院破格把他从讲师提拔为正教授，破格给他晋升了两级工资，国务院文化部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的称号，又破格提拔他担任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
时年他才四十二岁，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院长。
正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余秋雨可谓“功成名就”
了。
1992年，听说他有《文化苦旅》一书出版，我非常高兴，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佛西书屋”
一下子买了十本。
第二天，我在一个小餐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接到电话便说：“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你”
我说：“我住的小旅馆太乱，还是我去看你”
他却一再坚持：“没关系，我住的地方离你那太远，还是我去看你吧”
最后，我们商定在戏剧学院见一面。
深秋的上海，江风瑟瑟。
晚上八时许，余老师匆匆赶来。
“对不起，路上堵车，迟到了一会儿”
这使我记起他偶尔因路上堵车而上课迟到时，总是很诚恳地向同学们道歉：“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问他：“是叫你余老师呢，还是称你余院长？”
他笑道：“叫什么都行，咱们现在是朋友。
至于院长，我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真的？”
我有点诧异。
“好不容易才退下来。
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
他显得好轻松，好愉快。
“要不是拖了两年，前年我就退下来了”
时年，余秋雨四十六岁，是中国最早退下来的大学院长。
正在他被选为“模范院长”
的时候，正当别人眼中的他“仕途辉煌、前程似锦”
的时候，他毅然激流勇退，甘做一名没有任何官位的文化学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一种襟怀，一种气魄！
《文化苦旅》的出版，是他走出书斋，踏遍青山，探询民族文化底蕴的结晶，他又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文化散文。
不日，他的《山居笔记》、《中国艺术史》便将和读者见面。
我问他：“你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你还要写些什么呢？”
他轻松自若地告诉我：“我还要不断地开拓新的创作领域”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趁着去上海参加“首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
的机会，给他打了一个“中文传呼”
，约他在戏剧学院见面。
这一次他没有迟到。
我门在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坐下来，很快便商定了“到济南去一趟”
的计划。
十一月一日晚，余老师飞抵济南，下榻在南郊宾馆。
第二天他便起程去曲阜。
中国儒教的“至圣先师”
在此，余先生久欲前往，今方如愿。
第三天，他领略了五岳之尊的风光和历代文人墨客留在泰山上的遗迹；第四天又赶到蒲松龄的故居。
返回济南后，我们五位“上戏学友”
陪他走进了泉城幽静的“五龙潭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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