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气大得让我羞于张扬我们的师生关系(2)

就像一扇转动的玻璃门，进去时你还是个傻里傻气、“乡气（相对于‘洋气’，上海人用得同样多的另一个词）十足”的“外地人”，出来时，你好似换了个人，完全像那位《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黑大兵，无论如何都不肯再穿脚上的那双补丁袜子。倒不是什么忘本变修，而是终于搞明白穿黑皮鞋是不可以配白袜子的。就像喝咖啡不能搅动那把小勺儿，脖子上挂了金链子就不必再添一圈水晶珠子，你开始学习现代公共生活里最基本的条条框框。许多的改变终生受益，琐碎、不值一提，但却必不可少，大上海让你在这里得到一张从容进入现代文明生活的门票，你渐渐掌握了人类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必须要服从的约定俗成，不至于被逐出某一条底线。这些，会构成你日后周转于社会与人群中获取自信与成功的必要基石。但是这个城市又因此而太沉稳、太骄傲，以至让人疏于作更大的改变与创造。叛逆是可以的，但叛逆的前提是曾经领略过那些被摈弃的，如果从未曾领略，从未曾到达，一眼就能看得出，那叛逆是如此无知。大上海真是一个大染缸，她让我们只来得及接受她的熏染，掌握她的要领。她把文明的琐屑一点一点灌输给我们，消解了我们身上另一股冲动与挣脱的原始本能。这个阴柔的、高度女性化的城市，还真有点以柔克刚的软功夫，把我们改造得举止得体，荣辱不惊。我们浸润在这样的城市气氛里，失去了一部分血气。我们的思想也开始像身体外观一样，被束约在一架文明人得体的华车上，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战车。无论如何，对于缺少强有力的行动能力的人们，上海只能是一个阶段，一个过渡，不可长久地沉溺。她太过“大气”，“高高在上”，让我们忘了还有进取、创造一说。只有那个坐在对面的我们的导师余秋雨，他的语气和态势，并不像一个一般的上海人。他总是在用一些十分“男性化”的词和句子煽动我们，好像要用它们作鞭子抽赶我们快点上路，快点撒开蹄子跑起来。现在想，离开我们，他会在书房里再把那样的话对自己说上好几遍。那时他已无意一生湮埋在书斋中，他在戏剧专业里已独领风骚，功成名就，但它们不足以展现和承当他所有的才华与思考，他正在寻找更好的突破自己的方式。他正把自己的犹豫和不太确定的选择，坦诚地传输给他的研究生们。他从不赞成我们“仅仅是谦恭地吸纳、勤快地抄录、广泛地翻阅”，在他眼里，那“并不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学习态势”。他总在鼓动我们去“创造”——“离开了创造，就不存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在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文化信息日益密集的今天，写几篇论文，甚至出几本专著，都远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亦即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向社会提供确实属于自身创造的财富。”“我们的智力水平和知识贮备，不是自炫的装饰，而只是投入创造的资本。”“一个大学本科的毕业生考上了研究生，不应仅仅看成是一种学习过程的顺向延续，而应该准备经历一个心态上的重大转移。社会既然已经郑重地赋予你以文化创造者的使命，那么，不要胆怯，不要畏难，赶快把自己创造成一个创造者。”“当你真正深入地投身创造，你会感到，人类的活力、文化的光华，正在向你汇聚，你的生命也就因此而获得了高扬。”那些充满激情、饱含一种迫不及待的行动态势的话语，曾经是那三年里他不断地、反复地向我们渲染和灌输的。那也正是他自己“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的前夕，也是他走出上海走向全国的起始。我们曾经经由他的身旁。我们被导引，并得到暗示。但毫无知觉。十几年之后，他远远地扔下了我们，走得越来越远，站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我总说他不带我们玩儿了。年少时，看多了毫无才气却削尖了脑袋要出人头地的人，那样的委琐和轻卑。从来就不屑与那样的人为伍，所以要做出恃才傲物、无为而为的姿态。有一天却突然发现，没有以数量堆积的“东西”摆在那儿，有才与无才，其实不过换个说法而已。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把自己的信息量发送到哪儿去。纵有万丈创造的豪情，终是流于鸡零狗碎，与一名文化创造者相去甚远。总是从别人的惊讶里，读出疑问，有时是惋惜。那些表情提醒我我不是个好的学生，不是他们认为的余秋雨的学生的样子。于是傲慢占据我，我会在陌生人面前假装不认识余秋雨，和余秋雨没有任何联系。芒索的真诚与坦荡，开始让我羞愧。我也开始要打量打量自己真诚的力量和勇气。做余秋雨的学生是我的幸运，十几年来成为可以谈话和关心的朋友，更是我的骄傲，别的那些真的那么重要吗？我知道有无数的年轻人喜欢他，追崇他。我还知道一些人不喜欢他，误解他。更知道少数人在嫉恨他，中伤他。十几年里，我们一直在交流，除了读他的文章，我更直接从他那里学到和得到我想要的，我比一般的读者离他更近，这是真实的存在。回避不仅不自然，而且不忠厚。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