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潇散，旁若无人(4)

在这样的情势下，新剧界人士如何能容忍得了这样苛酷的批评。平心而论，徐志摩的话也不无偏颇。比如他说“学校里教莎士比亚的教师也不少，但如其你去问他莎士比亚的好处在那里，恐怕十个里有九个瞪着眼说不出来，或是拿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来搪塞”，就不全是实情。其时中国，并非没有莎士比亚专家；至少清华学校的王文显教授，就是一个很懂得莎士比亚的人，他在外国戏剧方面的造诣也绝非徐氏所可比。种下了友善，不一定会收获友善，种下了仇恨，只会收获更大的仇恨。徐志摩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些自以为诚挚的批评，捅了马蜂窝，招来的是丑诋与攻讦。正好这个时候，徐志摩、陈西滢的一个行为，被新剧家们抓住了。５月６日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在新明剧场演出易卜生的《娜拉》，徐和陈都去看了，看到半截儿，忍受不了剧场的嘈杂和混乱提前退场。对这种现象，《晨报副刊》上接连发表几篇剧评文章，在分析演出得失的同时，都做了痛心疾首的抨击。仁佗在《看了女高师两天演剧以后的杂谈》一文末尾，气愤地说———足见他们实在不配看这种有价值的戏。他们绝不懂得《娜拉》是解决女子人格问题的名剧（他们脑子里本来就没有“人格”两个字，尤其没有“女子人格”四个字）。他们从来就不知道戏剧与人生的关系（他们脑子里本来就没有“人生”两个字）。他们从来不会用严肃的态度看戏的。他们只配去捧什么“郎”，什么“娘”，可怜可怜！仁陀说，他们只配去捧什么“郎”，什么“娘”，乃是针对徐志摩的，———徐在《得林克华德的〈林肯〉》文中有“楼下有梅姚和他们的侍从”之语。梅姚指梅兰芳和姚玉芙。攻击的文章接二连三，不胜枚举。徐志摩坐不住了。这一时期，常和徐志摩一起看戏的陈西滢也坐不住了。那些“拿帽子的，戴着帽子走了，带围巾的披着围巾走了”的，其中肯定有陈西滢，说不定还有他们共同的朋友林徽因小姐。留美的硕士（徐），留英的博士（陈），岂能受这么几个毛头小伙子的羞辱。他们自己也很年轻（徐二十六岁，陈二十七岁，农历纪年则是同岁），年轻跟年轻可不一样，一个是新派诗人，一个是大学教授。反击是凌厉的。陈西滢的文章名为《看新戏与学时髦》，徐志摩的文章名为《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均载５月２４日《晨报副刊》。并非同时写出。陈文先写出来，写的时候义愤填膺，及至写出，气也就消了大半，犯得着跟几个新剧家生这么大的气吗？他有些犹豫，徐志摩看了，觉得“除了答辩而外，本身也很有趣味”，力主发表。徐志摩没有看到仁伦和芳信的文章，也就不会生那么大的气，“但我的友人却看到了文字，也动了一点小气，也曾愤愤的对我说要我也出来插几句嘴”，既然西滢已写了文章，他又力主发表，也就“觉得有不得不附几句话在后面的责任”。两篇文章，都是他拿到晨报社发表的。陈文甚长，五千多字，十六小节。徐文短得多，仅千余字。他们都看了女高师演的《娜拉》，都中途退场，都供认不讳。但他们的本意不是这样的。陈说：“我听说女高师的学生鼓起十二分的勇气来扮演《娜拉》，喜欢得了不得。这里有了最好的材料，我们只要等着看艺术家的手段。”徐甚至说：“我那晚去看《娜拉》，老实说也很有盼望，和西滢一样的心理。并且事先就存心做一篇评衡文字，绝对不曾预料到后来实际上必不得已不等戏完动身就走的‘悲剧’。”若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他们，还有他们的友人就不会去看了。陈西滢的文章说，剧场里的秩序确实太差。左边的看客们高兴的评头品足，台上的两个女孩子，哪一个长得好；右边的看客们高声的谈天，说他们昨晚输了几块钱，赢了几块钱；后面的看客们，摇手嘘气，招呼他们方进门的朋友。四面八方全是笑声，喘声，谈话声，怒骂声。满院的种种混杂的声音，几乎都听见了，只是台上的声音，一个字也听不到。再就是新明大戏院的构造不合乎声学原理，毛病很特别，台上的声浪分散了，台下四面八方的声浪却保住了。为了验证这一点，过了两天，他特意到新明去听旧戏，戏台上的声音确实没有别个戏院的清楚，没有别个戏院的洪亮。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为了说明他们所以提早退场的必然，也是为了证明对手丑诋的无理与无聊。徐志摩的态度要平静些。真是个会做文章的人。先说：“有时候菩萨也会生气的，不要说**的人。西滢是个不容易生气的人，但他在这篇文章里分明是生气了。他的生气是有出息的，要不然我们哪里看得到这篇锋利诙谐的文章？”这口气不像在为朋友帮腔，倒像是在推荐一篇好文章。也不是没有原则。他的看法是，戏的最先最后的条件是戏，一种特殊是艺式，不是东牛西马不相干的东西；我们批评戏最先最后的标准也只是当做戏，不是当做什么宣传主义的机关。这等于在说，对手们所丑诋的什么“人格”、“人生”，全是瞎胡扯。毕竟没生那么大的气，他又是个生性随和的人，或许是估计到此文发表后会招来的怨毒，末了，还做了一番善意的劝解，这也是他在生活中最乐于扮演的角色———我最后一句话是要预先劝被西滢批评着的诸君，不要闹意气，彼此都是同志，共同维持艺术的尊严与正谊，是我们惟一的责任，此外什么事我们都不妨相让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