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3)

接下来说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把孩子卖给一个富有的人家，在那里她会成为一名仆人”，为主家“工作直到成年。这时她们会得到一笔嫁妆，然后结婚，并成为自由人。这些从购买的儿童成长起来的妇女可以得到作为母亲的一切权利，她们的出身并非污点”。也不是没有反省和批判，就说对买卖儿童吧———这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帮助了众多的家庭，甚至增加了他们的人口。但我们不能不加责备地接受这种做法。显然，经济上的困窘迫使这些可怜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分离。同样明显的是，只要穷人的命运不改善，尤其在农村，———也就是说，只要这种做法的根本原因不消除———用法律手段取缔“儿童买卖”，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比这种制度本身更不好的后果。自从民国建立以来，法律禁止这种习俗的延续，但只得到不严格的实施。这论述可谓严谨圆通了。须知，这里是在反驳“杀害女婴”的说法，承认有这种情况但没有对方说得那么严重。不要的女婴并非大都杀害，还有另外的办法可以让她们存活，至于这另外的办法是否人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纽约，或许是一时的困窘，或许仅仅是为了体验一下打工的感受，志摩曾在乔治湖畔一家饭店打过工。他的职务是打杂，每天要推饭车，在厨房和饭厅之间来来往往地走。饭车上装着一二百个碗碟刀叉之类的餐具，都是要他洗刷的。每次推着小车在轨道上走，口里唱着歌，迎着习习的和风，感到一种异样的兴趣；不过这也仅仅是在疲劳之极的时候所略得的休息罢了。实在说来，做这个活儿是极苦的。有一天不知怎样，车翻了，碗碟刀叉都跌了下来，打得歪斜粉碎。志摩非常惶恐，后来幸亏一个西班牙人———他的助手———帮他把碎屑弄到阴沟里去，可怜他当时两手被碎屑拉破，满是鲜血。事有凑巧，就是这一天，他回到住处，接到正在罗马游览的梁启超给他的信，信上写着几句话：“顷在罗马，与古为徒，现代意大利，熟视若无睹！”梁先生的意思是说意大利风物之美，都在古罗马的遗迹，与现代之意大利丝毫无关。然而，梁先生绝不会想到，他这种高洁的志趣，与他弟子的狼狈处境，是多么的难以协调。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４日，徐志摩与刘叔和同船赴英，拟入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船过大西洋比斯开海湾的那天，天时骤然起了变化。岩片似的黑云一层层累叠在船的头顶，不漏一丝天光，海也整个翻了，这里一座高山，那边一个深谷，上腾的浪尖与下垂的云爪相互的纠拿着；风是从船的侧面来的，夹着铁梗似粗的暴雨，船身忽左忽右侧地倾欹着。这时候徐志摩跟刘叔和两人，在水泼的甲板上来回地走着，哪里是走，简直是滚，多强烈的震动！霎时间雷电也来了，铁青的云板里飞舞着万道金蛇，涛声与雷声震成了一片喧阗，大西洋的险恶的威严在这风暴中尽情地披露了。“人生，”志摩指给叔和说，“有时候还不止这凶恶，我们有胆量进去吗？”天气的情景益发激动了他们的谈兴；从风起直到风定，从下午直到深夜，两人在沉酣的论辩中遗忘了一切。以上是徐志摩在《悼刘叔和》文中写的赴英途中，船过大西洋时的情景。这次离美很突然。按原来的计划，是要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肯定拿得到，只要待下去就行。是大哲学家罗素的诱惑，让他临时改变了主意，连硕士论文都没做完就走了。在《我所知道的康桥》文中，徐志摩说———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不在乎学位，只是要跟有真知的人，认真地念一点书。福禄泰尔通译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罗素访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的震动，想不到的是，这震动竟波及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让一位青年留学生做出改变命运的决定。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到１９２１年７月，罗素访华，赵元任担任翻译。在华期间，发表演说十多次，每个讲题自成一个系列，共是五个讲题，依次是“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社会结构学”。当时称为“五大演讲”。看看这些题目，就知道会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多大的震动了。罗素的观点和中国社会的反响，通过报纸很快就能传到美国。说罗素“那不确的死耗”，是这样一件事：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４日，罗素应邀到保定的育德中学讲演，其他人穿着外套都冷得发抖，罗素却要显示他的绅士风度，拒绝穿外套，结果着了凉，患上了急性肺炎。送进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整整两周胡言乱语，昏迷不醒。当时中国的各大报纸每天都报道他的病情，去医院探病的人络绎不绝。日本一家报纸甚至报道罗素已经不幸病逝，有人匆匆发来了讣告。好在那位德国主治医师医术高明，北京的洛克菲勒研究院又及时提供了抗肺炎血清，幸免一死，于３月２９日脱离危险状态而开始好转。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