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们的屈辱代码

众所周知，华人大屠杀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检证"过程的随意性。大约惟一可以预测的反对人士就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前雇员们和中国**的支持者们。他们当中一些人由于包庇本地的告密者而被处决，这些人被从"列队辨认嫌疑犯"中挑选出来，当做积极参加新加坡防卫工作的人。几百名其他的人也被挑选出来处决，仅仅因为他们身上刺有纹身。在日本，这些纹身是一种符号，一种罪犯身上的印记。在华人中间，它们仅仅是一种流行的装饰品，但却被日本当局认为是秘密社会成员的标志。这些处决都由可怕的行刑队监督执行，他们是日本人的警察部队。那些倒霉的人或者被当场枪杀，或者被斩首，或者被刺刀刺死，或者被用轮船运出新加坡港口推到海里淹死，或者被驱逐到沙滩上，然后在沙子上架起机关枪，对着海边疯狂地进行扫射。在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中，有一个名叫陈冲冠的人，完全凭借着个人的运气幸存了下来。他被一辆卡车运输到了海滩上，同行的还有大约400名华人。他们被绳子捆缚着，一排排地站立着，每排11个人，一直排到海边。"我站在靠近机关枪的第五排，"陈冲冠回忆说，"他们向我射击……我倒下了……其他人，都被打死了，压在了我的身上……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苏醒过来是因为海水涨潮了，淹到了我的脸上。我……发现附近海滩上有一块锋利的岩石，借助它能够磨断身上的绳子。于是我爬过去磨断绳子，然后逃掉了。"新加坡的屠杀是日本人发泄愤怒和沮丧情绪的方式，这些愤怒和沮丧是由于中国战场上持续的僵局而引起的，这些漂洋过海的中国人坚定地支持他们祖国大陆的抵抗运动。随着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投降，日本人解决掉了另一个绊脚石。发现大量的油田被放火焚烧，日本人被激怒了，他们向政府官员和石油公司的有关人员发泄了愤怒。在荷属婆罗洲的巴厘巴板，所有的白人都被流放了；同时还有一些人被扔进大海或者枪杀了。在爪哇的塞普，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白人头上；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被带走，接着是反复的强奸，这时日军指挥官就在旁边观看着。一般认为，日军对待军事战俘还是遵守了国际条约中的人道主义条款，这些条约是于1929年在日内瓦制定的。在1942年上半年，通过中立国的调节，盟军部队告诉东京，他们打算考察一下日军的战俘，看看日军是否遵守了日内瓦会议的规定，他们要求日本互换战俘，因为它是这个条约的签字国之一。在回复中，外相东乡茂德指出，日本的国会从来没有批准这个条约；不过，他补充说，他的国家将遵守"已作了必要的修正"的条约。"已作了必要的修正"，这个简单的拉丁词语，一个常见的法律用语，给了日本人一个很大的回旋余地，使他们能够随意地愚弄条约。实际上，日本人是按照他们悠久的武士道--照字面上的翻译就是"武士的行为"--传统来处置俘虏的。这在日本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这种信仰促使他们反对批准日内瓦公约。武士道精神等同于漠视弱者。在古代传统的基础上，现代日本人也制定了战场上的一些行为规则。如果必须从一个战场撤退，每一个就医的士兵都相信，他可能被值班的军医开枪打死，或者交给他一枚手榴弹告诉他赶快自杀。病人和伤员是"被毁坏的商品"--这些人"完全"不再需要了，因而他们是可以牺牲的了。最重要的是，向敌人投降是被绝对禁止的。日本的士兵要求以自杀来代替投降，否则在他们的国人和家人眼中就是永久的耻辱。甚至士兵因重伤昏迷不醒而被俘虏，等待他们的也还是这种无知的行为。日本的战俘们面对的是同他们完全不同的宗教信条。这些战俘们把自己当做活人来对待；没有耻辱的想法，他们很高兴能够幸存下来，他们要求把他们的姓名和住址寄回家中，从而使他们的家人能够分担他们的痛苦--也就是根据日内瓦公约赋予他们的一种权利。而对于俘获他们的人来说，战犯们完全生活在耻辱中，因而他们每个人都是可以虐待的对象。总之，日本人在他们征服的土地和本国的母岛上建立了大约300个战俘集中营--在那儿，他们的经营和管理没有任何要遵守的规则。在一些集中营里，战俘们得到了很好的待遇，至少在大部分时间中是这样，纪律也不严格。在日本的仁元，那儿关押着投降的关岛守军，战俘们穿着日军废弃的军服，每周定量供应30支香烟。在爪哇的万隆，荷兰的战俘被准许开设小卖部，可以出售添加了洋葱的焖熟的牛排。在新加坡岛上的参吉，守军的看管有时候非常随意，特别是在帝国的假期期间，一些大胆的澳大利亚人曾经走出战俘营的大门，在马路边搭起台子，向过路的行人出售隐藏起来的储备石油，每加仑5美元。到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已经赚到了好几千美元。在其他的时间--同一个集中营或者别的任何地方--日本人就变成了残酷的监管者。对澳大利亚人的大胆行为施加的惩罚--在炎热的阳光下，两个星期没有冲洗一些设施和公共厕所--同在其他地方施加的一些残忍行为相比还算是温和的，侵害也更小一些，或者说根本就不算侵害。在马卡萨，那儿关押着大量的爪哇海战的幸存者，这些人定期遭到铁管的毒打，每次要打到200下，足够把活人的身体打成肉酱。在驶往上海的一艘航船的甲板上，5名从威克岛押来的美国战俘被斩首，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和解释；他们可能没有得到允许就说话而被判定有罪，或者四处走动，或者爬到了轮船的阶梯上--根据上船前制定的战俘守则，所有这些行为的惩罚都是"立即处死"。即使战俘没有被挑选出来处死，他们的遭遇也是悲惨的。数百名战俘拥挤在狭小的空间，而这本来只打算容纳12个人的。他们一般睡在泥土上，或者光秃秃的坚硬的地板上，或者是没有弹性的铺位上。公共厕所是临时搭建的。少量供应的药品也在逐步减少，直至没有。定量配给的食物很少，战俘们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在菲律宾的打拉，温赖特和他的军官们在科雷吉多岛陷落之后投降了日军，他们每天的饮食主要是大米，"每一周或两周，才有一盎司或者两盎司的猪肉或者牛肉。"温赖特回忆说。日本人后来主张提供给温赖特将军和他的士兵同样的食物。但是对温赖特来说，这些食物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够。在4个月的时间中他瘦掉了40磅。在这样的情况下，诙谐幽默成了惟一能够让人轻松的东西。当日本人要求他们保证说自己不试图逃跑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嘀咕着答应了："只有在被禁锢的时候，我会不逃走。"他们当中有人解释给满脸疑虑的看守军官说，这是一种古时的风俗，当签署重要的文件时，人们经常这样祷告。一名年轻的英**医，斯坦利·帕维尔德上尉，为他的难友们设计了一种"职业治疗法"。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跟踪和捕捉臭虫和虱子上面，当捕捉到足够数量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们放进日军士兵的小屋中。"帕维尔德上尉和他的战友们最艰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到了1942年的夏天，他们接到通知，将要向北转移到马来亚山区的空闲营地里；日本的管理人员向他们保证，在那儿他们将得到更好的食品和清洁卫生的环境。这些人确实向北转移了--沿着众所周知的桂河，乘坐轮船转移到了泰国缅甸边境线上茂密的丛林中。在那儿他们了解到这次旅程的真实目的是：和日本的铁路建设部队，以及从爪哇和苏门答腊岛迁来的战俘们一起，加上在当地征招的劳工，砍伐这片原始森林，开辟出一条新的铁路线，从而连接曼谷和仰光（这项工程后来为虚构的《桂河大桥》提供了背景素材）。根据1947年在海牙签订的47国公约，日本承诺不使用军事俘虏进行任何同战争相关的劳动。泰国缅甸铁路工程对日本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盟军在海上的进攻，进一步增加了日本建设曼谷和仰光铁路线的要求，他们需要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来维持日军的供给。当地的气候条件，加上完成这条铁路线的压力，给战俘们带来了难以容忍的恶劣环境。欧内斯特·戈登，曾经在阿盖尔郡和苏格兰高地南部地区担任过一家公司的经理，后来这样描述了他的痛苦的经验："每天早上天刚亮……我们就从楚卡出发，为开垦铁路线砍伐开路一直到晚上很晚才能返回……每周天天都是如此。我们丧失了全部有意识的时间概念。今天是星期二，第四天，或者是星期五，第七天？谁可以说话？谁可以得到关爱？"除了身上很小的一块遮羞布，我们几乎赤身**地劳动着，**着双脚站立在炎热的地面上，地表温度达到了华氏120度。我们的身体，不断遭受着昆虫和跳蚤的叮咬，我们的脚被锋利的石头擦伤和划破了……在一些地方，守卫士兵叫喊着'快干'。他们用竹子做的棍棒疯狂抽打着我们，好像它们也在叫喊'快干！快干！快干！'这样的声音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耳朵旁边，甚至在睡梦中也是……当我们不能更快地劳动满足他们的要求--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他们就抽打我们。"一些被打的受害者仅仅"滑落到地面上就死去了。"戈登回忆说。其他人死于干渴、饥饿或者是劳累过度；还有人死于霍乱、痢疾和热带溃疡。最后所有死掉的人大约占参加修路工人总人数46000人的1/3--还有将近75000人的当地劳工。当最后的数字被了解到的时候，据估计，在250英里长的铁路线上，每英里有64名盟军士兵和240名当地工人死亡。而且，根据日军估计，他们自己也有1000士兵葬身在那里。总体上来说，在征服浪潮中被抓获的敌国平民，很少像战俘那样遭受到**裸的野蛮行为。有一种狡猾的折磨方式：日本人仅仅把他们关在守卫森严的收容所里，让他们在那儿自生自灭。东京认为没有责任去照看他们和提供食物；收容所管理人员的心情决定了他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微薄待遇，如果心情不好则什么都没有。卡尔·麦丹斯，一位在马尼拉的圣·托马斯大学被拘留的《生活》摄影师，后来评论说："我不能说我们的占领者没有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或者说不充分的食物。在最初的6个月期间，他们根本就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食物。"如果没有菲律宾朋友和他们以前忠诚的仆人--他们并没有被校园周围高高的、铁制的警戒栅栏所吓倒--每天透过栅栏向他们提供一袋袋的食品，麦丹斯、他的妻子以及他们周围的难民们就将挨饿了。在其他地方的被拘留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的生计依赖于从占领者那儿收集的垃圾袋。生存变成了考验个人机智和毅力的一件事情--对个人能力的一种考验，在缺少医药、被褥、足够的衣服、像样的避难所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生存。圣·托马斯，向四周延伸到足足53英亩的范围内，和其他地方相比它的不同之处是，日军把它设计成了收容所。一个新加坡的监狱，设计拥有600间房屋，可以容纳2800名英国人；在婆罗洲，33名妇女和小孩，包括作家艾格尼丝·基思和她的小儿子，生活在一个离检疫站的麻疯病患者收容所仅仅1/4英里的地方，那个地方原来是英国政府用来收容引入的亚洲人的。"臭气熏天的粪便，腐烂的怪味，空气不流通，没有灯光，木质窗户的建筑，"基思夫人后来写道，"是给我们欧洲人的一个报复，它以前曾经关押过很多其他的人。"精神上遭受的痛苦也和**上的一样严重。麦丹斯回忆说，他曾经睁着眼躺在地板上"评定我的感受：失败的，身陷囹圄的，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所有这些我都可以承受。但是令所有囚犯不能承受的是，缺少自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没有完全建成任何收容被拘禁者的监狱。犯人们被强迫要求设计他们自己的监狱，草拟解决大范围的可能遇到的问题；在这些人中间包括教师、传教士、商人、医生和工程师。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监狱，按照所用语言的不同分别进行设计，包括荷兰人、英国人、马来亚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德国人、苏联人和日本人。同时在巨港监狱还新建立了一个工程师协会，他们定期召开座谈会，讨论很多有关技术性的问题。日本人允许被拘禁者自己管理他们监狱里的事务--圣·托马斯集中营里的居住者自己栽种蔬菜，每周都要打扫他们的居住地，保持着最干净的状态。他们还出版了一份报纸（《拘禁者报》），举行不同的演出（第一场参加演出的有：一位轻盈的跳舞演员，两个声音模仿者，一把单人手风琴）并把演出搬到校园中一些分散的居住区，那儿一般是用竹子和泥巴棕榈叶搭建的简陋住宅，他们称之为"蛙穴"和"红椿乡居"。但是即使是在最松弛的集中营里，监狱的守卫者也到处表现着绝对的权威。被拘留者们要求看到监管人员要鞠躬，否则就要遭受鞭打或者拳打脚踢--或者类似的惩罚行为。行刑队的幽灵一直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在任何时间，也无论有没有借口，这些看管者都可以把居民从房屋里赶出来进行搜查--发现一个短波收音机都意味着主人将被处死--或将他们带走进行审问或者严刑拷打。在马尼拉的圣地亚哥要塞，16世纪西班牙人进行审问建造的深邃的地牢和行刑室，超过12个被审讯的人拥挤在一间10平方英尺的小屋中，里面到处都是蟑螂。没有能够躺下睡觉的空间。"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要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站着，日复一日地站着。"弗雷德里克·史蒂文写道，他是一个在圣地亚哥呆了7个月的美国人。这种痛苦可以在行刑之后的昏迷过程中得到暂时缓解。囚犯们被强迫灌了很多水，然后横跨在两块行刑木中间，这样他们的痛苦就集中到胃部。其他的酷刑有，双手被反捆在背后，然后手腕被吊起来，直到脚尖刚好离开地面，接着用脚踢打，这样一直要被吊几个小时。一天，一个被激怒的审问者从史蒂文的手上切下来一块皮，强迫他吃下去。"其他的日本人都站在旁边，嘲笑着发生的一切！"他说。到了晚上，囚犯中间回荡着不同的声音："遭受酷刑折磨和毒打的囚犯们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声……脚上铁镣发出的丁当声和拖曳的声音……黑暗中人内心情绪发泄的痛苦声，"史蒂文写道："……有些人禁不住叫出声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抛弃了我？"东南亚的土著居民带着复杂的感情，注视着他们的前殖民地主人所遭受的屈辱。一些人心满意足；另一些人则感到心惊胆颤。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坚持他们最初的看法，日本人的胜利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