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胆识(2)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就是在这里，二野召集了一个总直属队军人大会，许多当地的百姓也被邀请来参加。在这次大会上，二野警卫团的一个副连长因为从一家店铺里拿走了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上对解放军能不能站住脚跟的怀疑，许多群众不敢和解放军接触，部队的群众纪律又出现了松弛的现象。正在这个当口，这个副连长从群众家里抢了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事情暴露后，刘伯承、邓小平一致决定，必须执行进山前规定的抢掠民财者枪毙的纪律。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副连长有战功，犯的事情也不算大，能不能从轻发落？邓小平并不这样看，他说：部队纪律松弛，实际上是政治危机的开始，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严格执行纪律。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大别山区，群众纷纷议论：这是当年真正的红军回来了。赢得了民心，部队很快就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扎下了根。二野的另一位战将，后来担任过国防部长的秦基伟，也领教过邓政委的严厉。郑州解放，秦基伟出任郑州警备司令。有一天晚上，他到剧院去听豫剧，没想到邓小平正好打电话找他，当然就没找到。战争时期离开岗位去听戏，又没有向上级报告，结果，被全野战军通报批评。若干年后，秦司令写下了这个回忆。战争年代是这样，建设时期同样如此。１９５０年春天，解放了的大西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土匪横行，经济萧条，民心浮动。而要解决６０万解放军、９０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和５０万旧行政企业单位职员的吃饭问题，征粮工作就成了重中之重。到这年２月，川南行署的征粮任务只完成了十分之一。在西南局召开的剿匪征粮工作会议上，川南行署的领导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发了脾气，在全体大会上点名批评道：“川南的粮食没有征上来，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征粮任务，我要跟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这样严厉的批评，使川南的领导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当晚，邓小平又把他们叫到家里，一面吃饭，一面详细分析了形势，讲明了只有拿到粮食才能站住脚跟的道理，使川南领导的思想疙瘩得到了解脱。同时又考虑到川南土匪严重的现实，派了十五军前去协助剿匪和征粮。在川南党委和行署的努力下，到了８月份就全部完成了征粮任务。在战争年代出现的“不握手会议”，在和平年代也曾出现过一次。那是１９７５年３月的全国工业会议。许多地方主管工业的书记听说邓小平要来，都非常激动。多年不见，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他们有太多的话要向老首长倾诉。邓小平进来了，几个书记走上前去，想和老领导握手叙旧，没想到，邓小平却摆了摆手，严肃地说：“今天就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这个独特的见面礼节让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接着，邓小平表情严肃地谈到了工业方面特别是铁路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的话，在听惯了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之类的“文革”语言的书记们听来，真如醍糊灌顶。【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上的同期声】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正是这个讲话，拉开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工业整顿的序幕。熟悉邓小平的人知道，他吃饭很快，走路很快，说话也很快。这都是长期军旅生涯打下的烙印。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艰苦卓绝的斗争，血与火的考验，使邓小平始终怀抱执着的信念和永远向前的坚定品格。这也成为他在古稀之年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撑。回首一生，邓小平曾说：“如果从１９２２年算起，我在**的旗帜下已经工作了６０多年。”的确，从在法国确立毕生的信念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都没有过丝毫的动摇。１９５７年春天，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作了一场形势报告。当时，一些青年人正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的问题。邓小平对他们说：“我们的事业是很年轻的，马克思到现在才百岁出头，俄国革命才４０年，也就是才４０岁，我国才７岁，年轻得很嘛！正因为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的制度还不是完善的。我们要坚持那些对的，纠正那些错的，补充那些不够的。”“在**运动中不出一点乱子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出多少乱子，我们的事业总会向前发展！”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８０年代中期，邓小平依然不忘提醒全党——【邓小平同期声】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信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