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年轻(2)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尽管身兼多项重任，却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他甚至说：教育要狠狠地抓它一下，一直抓它１０年８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

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恢复工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教育部的负责人找到了自己家里。

他谈了自己对教育工作的一些意见，既有方针政策、大的原则问题，也有具体的问题。

他谈的很细很细，他说：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

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

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

他说，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

教育部也要抓一批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４０所到５０所。

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

要加强外语教学。

１９７７年８月４日，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便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３０多个科学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参加了座谈会。

邓小平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自己也讲了话。

一讲就讲了两个钟头。

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

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

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虽然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匆促没有邀请社会科学家。

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

他提出：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

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

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

这个意见是好的。

“四人帮”

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

“老九”

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

杨子荣是好人嘛！

错就错在那个“臭”

字上。

**同志说，“老九”

不能走。

这就对了。

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

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

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更多嘛。

最后，通过讨论，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策：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他一刻也不愿耽误，中国也确实再耽误不起了。

这时的美国有科研人员１２０多万，苏联有９０多万，中国只有２０多万，而且还良莠不齐。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２０年。

就是以只争朝夕的速度，还恐怕追赶不及。

１９６６年，由于“文化大革命”

的影响，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被迫推迟，随后停止招生达６年之久。

１９７２年，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招收新生，但采取的是推荐选拔的办法，许多学生连基本的文化程度都不具备，这给大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在讨论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有同志提出来，当年进行高考恐怕时间来不及。

邓小平拍板说，夏天来不及，那就冬天考试，明年春天入学。

新官上任，新意迭出。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个决定，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数十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趋向。

由于时间紧迫，１９７７年的高考甚至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来不及预备，又是邓小平批准，临时动用了准备印刷《**选集》第五卷的库存纸张。

１９７７年冬天，５７０万考生走进了考场，２７万３千人得到了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

１９７８年，６１０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４０万２千人。

于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奇特的大学生，他们属于七七级，但却是１９７８年３月才入学的。

他们当中不少人过了而立之年，已经是拖家带口的父亲或母亲。

这张合影，记载了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邂逅相遇的故事。

那是１９７９年７月的盛夏时节。

邓小平到黄山休息。

在攀登鳌鱼峰时，有位年轻女孩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追了上来，邓小平以为她要赶路，还站到路边为她让路。

没想到女孩到他面前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邓伯伯，您好，我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说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回来。

邓小平听说是大学生，立刻问：“呃，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读的是新闻系”

邓小平说：“难怪消息这样灵通”

邓小平在他们的学生证上签了名字。

７５岁的邓小平还同这几位２０多岁的幸运儿一起留下了这张合影，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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