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一把破损的旧钥匙(1)

写这篇评论前我一直在想，我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韩寒以及韩寒的文字。与韩寒个人相比，人们谈得更多的恐怕还是“韩寒现象”。韩寒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已经不再是文学本身，而是进入了一个社会学的范畴。长期以来，人们在议论韩寒的时候，总是提到几个关键词:新概念、《三重门》、教育制度和叛逆。韩寒成为了一个消费时代的符号，这个意义在后来的郭敬明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如今，“韩寒现象”已经退潮，在2004年来回望“韩寒现象”，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2004年对于“80后”而言是一个群雄并起的年头，郭敬明的一炮走红、春树走上《时代》杂志封面、80后“五虎将”的提出、张悦然的频繁登场、“五才女”和“五才子”……都昭示着中国文坛的又一次新陈代谢。这不禁让人想到那个辉的八十年代，尽管时代背景、政治语境都已经时过境迁，但文学再一次地呈现出了一种杂语喧哗的气象。当下的文学面对的不再是政治对文学的强奸，不再是一体化的话语空间，不再是主体性的缺失和僵死的叙事原则，而是消费时代商品经济和传媒话语霸权的“洪水猛兽”。“韩寒现象”正是后现代语境中传媒与商家联手打造的产物。一直以来，关于韩寒的评论文章都陷没在一种错觉中，那就是混淆了韩寒的文本与“韩寒现象”。媒体的光环将文学批评挤兑到了盲目的尴尬境地。事实上，我们对“韩寒现象”的关注远远超过了韩寒的文字。尽管“韩寒现象”的社会学意义已经淹没了其文学价值，但是完全脱离对其文本的分析而妄下结论则无疑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不仅对韩寒而言是不公平的，也使我们难以真正认识韩寒在“80后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事实上，韩寒的从盛到衰除了有其社会因素以外，也和他个人的创作方式密切相关。这种写作惯式的蜕变一直以背离我们想像的方式作用在韩寒的文本上，它们对韩寒的影响是潜在的，但却是本质性的。因此，我以为与其对韩寒进行盲目的崇拜或是谩骂，还不如把批评的视角转移到韩寒的文字上来。也许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握韩寒的意义。文本背后的声音几乎每一个初学写作的人都会进行所谓的“复写性写作”，也即是有意识地模仿影响自己的经典之作。复写、拼贴在“80后”的写作中已经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三重门》在一炮打响的同时，也让人们很明显地从中看到钱钟书和李敖的影子。这两个人也在访谈或是文章中被韩寒经常提及，他们成为韩寒最初写作的复写对象。人们在谈到韩寒的《三重门》时，往往认为是对《围城》的一次模仿，而他的杂文则更接近于李敖式的狂放不羁。我们不难发现，韩寒对钱钟书和李敖的模仿在于语言。韩寒似乎也特别强调写作中语言的作用。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不愿意看小说的原则，现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写作者，他们的语言就是特别地没有意思，他们好像在用写通稿的语言写小说，我觉得文学首先是文字的学问，其次才是意义。因为你想表达的任何意义，都是被政治所利用，即使你是一个反动的人，也都是被另一种政治所利用。所以我认为，意义这个东西是其次的东西。”这里我并不想评论韩寒这段谈话的理论背景，但从语言切入韩寒的文本，至少为我们挖掘韩寒文本背后的声音提供了一条捷径。钱钟书和李敖都是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二十世纪中国在做白话文章上卓然成风的大家，我以为只有鲁迅、钱钟书和李敖。他们的写作开拓了汉语的疆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而韩寒年纪尚轻时就能把眼光瞄准了其中的两位，也不能不让人惊叹。然而，韩寒对于钱钟书和李敖的模仿是不是成功的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韩寒对于钱钟书和李敖的模仿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危险的文字之旅。钱钟书和李敖的写作是一种以学识为基础的智性写作。不管是钱钟书的犀利幽默，还是李敖的嬉皮尖锐，都源于作者的智慧，而他们的智慧又根植于深厚的学识土壤。因此，钱钟书的犀利幽默是流出来的，李敖的嬉皮尖锐是笑出来的，它们都源于对生活的洒脱与旷达，对历史、世事的洞察与透视。而韩寒对于他们的模仿缺失的正是丰厚的学识土壤和超然旷达的胸襟，这无疑是一种先天的缺陷。因此，《三重门》中的幽默像是在挤牙膏，处处都是生涩的痕迹；而他杂文中的尖锐也不免流于浮躁不安，缺少沉静中的巍然大气。从上面所引的韩寒的话中，我们不难了解的一个事实就是，韩寒的小说不是以叙事为本，而是专注于语言。事实上，语言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小说的叙事而单独存在过，语言也是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看过韩寒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韩寒的语言观其实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那就是语言应该幽默有趣，而又犀利生动。这样的理解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小说语言的表意功能上，韩寒对语言的锻铸实际上延续了旧式文人在表意层面追求个人语言风格的传统，一个从古文汉赋、唐诗宋词中延绵不断的传统。但这只是一个文的传统，并非小说叙事的传统。小说的语言除了表意功能外还应具备结构功能。语言的语式、节奏、密度都作用于小说的形式。现当代作家在小说语言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也大有人在，如鲁迅、废名、沈从文、王朔、格非、苏童、刘恪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虽好，但就小说叙事而言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李敖的文章虽好，小说却很平庸。韩寒与“重文轻小说”的路子一脉相承。以《三重门》为例，除了语言的特色外，整部小说都是在用记流水账的笔法写林雨翔的高中生活。而后来的《像少年啦飞驰》不仅在叙事上杂乱无章，就连语言的特色也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