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2)

当埃莱诺离开诊所时，她转过身盯着艾米丽。“那么，”她说，“既然你不回答我的问题，那就是情况看起来很糟了？”这个可怕的暗示，犹如一枚薄薄的金币，从门下滚了进来。“现在还很难判断，”艾米丽回答，并没有把头扭过去，“只有活组织检查才能给我们准确的诊断。”她轻轻捏了捏埃莱诺的胳膊，“七天以后我们就能拿到检查结果了。”诊所墙上的钟在嗡嗡作响。当水滴入到不锈钢水槽并从艾米丽留在那儿待清洗的器械上弹起时，发出了接连不断的沉闷的“吧嗒”声。犹如涓涓溪流般暗淡的玫瑰色血液从钩针和活组织打孔机上慢慢流淌下来。艾米丽的助理护士克莱尔注视着我。眼睛的语言是我们护士彼此之间共同享有的，其他人不会读懂，不管是病人，还是医生，甚至是我们的家人——毫无疑问，这个无声的交流是在长期的互相支持中形成的。我们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尽最大努力做一个护士应做的事：接触、倾听、观察、解释、教育、指导、安慰、等候、记忆。我们彼此之间也互相帮助。虽然我是一名护理医生①，在医院里的等级要比实习护士高一些，但是从职责上讲，我仍然更接近于护士而不是内科医生。我没有丢掉最初的同事关系。当克莱尔看到埃莱诺坚定的目光并感受到她内在的孤助无援时，她转向我，而不是艾米丽。克莱尔和我都看到了那枚小小的、闪烁的恐惧金币滚进了房间，最后落在了埃莱诺的脚边。我陪着埃莱诺穿过走廊，通过诊所大门，走进大厅。“不要紧，我想它不会是癌症的，”埃莱诺说，“对这一点我确信无疑。”但是她嘴角的收缩背叛了她，还有她那双大大的突然抓住笔记本忙乱翻起来的手，看上去她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来掩饰自己。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假如她转而问我“你是怎么认为的”，我应该说些什么呢？偶尔当病人这样问我时，我就会掌握提问的主动权，反问她：“你希望我怎么回答？”“我想让你告诉我，那不会是癌症。”埃莱诺可能会这样回答。或者也许是：“我想让你向我保证，即使我得了癌症，仍然会有很多人爱我。”但是她什么也没有问，我们沉默着一起站了一会儿。正在这时，医院的运输工、医生、护士和男人们用担架推着病人，从我们身边匆忙跑过。我和埃莱诺道了别，我在转身离开的时候拍了拍她的胳膊，一个健康的女人从我面前挤过去，穿过大厅去了自助餐厅，我的白色实验室外套在空气中飘动着。我在一个口袋里装上听病人心脏的听诊器，用来计算怀孕日期的日历盘，和一些分好类的用来写处方的钢笔。另一个口袋则装进了一个厚厚的黑色笔记本，我用它来记下了所有的公式，所有的药物处方和所有重要的电话号码。这种装备让我看上去似乎准备得很专业，有时我也的确这样认为。有时，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尽管我收集很多事实，但是我却不能确诊任何症状。不管我治愈别人的愿望有多么强烈，我知道有时痊愈是不可能的。当我端着盘子排队等午餐的时候，那些穿着白色外罩和绿色清洁服同样也在扪心自问的男人和女人们将我包围。我假装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