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莫做空头史学家”

吴晗是位明史专家，对明代的文物古迹有着浓厚的兴趣，希望多发掘出土一些明代的文物资料；他和郭沫若、沈雁冰、范文澜、邓拓、张苏等六人，于1955年上书国务院，要求发掘十三陵中明成祖的陵墓———长陵。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不同意，认为考古工作很忙，不急之务可以暂缓。但是吴晗还是坚持要求发掘。第二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去找吴晗，劝他不要急于搞长陵的发掘。夏鼐说：“老吴，你还记得我毕业后改行搞考古的时候，曾经问过你，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掘什么古迹。你不假思索地说，挖明十三陵。但是，现在你应该从全国整个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从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吴晗听了这话笑起来，说记得有这样一回事。但是，他还是坚持发掘长陵。郑振铎为此打报告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接受郑振铎的意见。后来，周总理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先发掘定陵，长陵暂不发掘。理由是当时考古工作队伍和技术设备条件比较差，有些文物发掘出来反倒不易保存。长陵的历史地位重要，不宜先发掘，吴晗欣然接受。定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计划发掘的陵墓，具体承担这项工作的是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的赵其昌。那时他大学毕业没几年，对承担这项工程有些胆怯。吴晗了解到赵其昌的心境，就对他说：“你怕什么，一边是你的老师（夏鼐），一边有我支持，尽管大胆的干吧。”1956年5月，定陵动工之后，无论严寒酷暑，吴晗经常到现场察看，亲自过问有关组织人力和经费等问题，帮助解决困难。定陵发掘期间，有一次局部出现塌方，赵其昌有些泄气，请示吴晗要不要暂停一下。吴晗鼓励赵其昌说：“不要怕，继续干，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吴晗的确帮助解决了不少困难。有一段时间，挖掘的人员不足，资金也缺少，吴晗及时找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有关人员到工地开现场会。他自己买了点心，请大家当饭吃，边吃边谈，人员和资金问题迅速解决了。遇到技术难题，吴晗就让赵其昌去找夏鼐解决。夏鼐在挖掘期间经常和赵其昌住在工棚里，指导工程中的技术问题。当挖出明神宗皇后的凤冠时，珠玉散了一地，工作人员没有能力把它复原。夏鼐就爬在地上照那些散乱的珠子画图，然后由工作人员按夏鼐画的图拼凑复原。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定陵发掘工作完成了。1956年，正式建立了定陵博物馆，从定陵的发掘到博物馆的筹建都倾注着吴晗的心血。吴晗也直接参与文物古迹的查找和发掘工作。五十年代，吴晗曾和郑振铎一起去寻找明景帝朱祁钰陵墓，在北京南郊、西郊跑了整整一天，终于在颐和园附近找到了。明景帝的陵比较简陋，除了坟堆，还有一座明楼和一些平房。吴晗派人去修缮，并加以保护。十年浩劫中这座陵墓又遭破坏。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吴晗在古籍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他组织专家标点《资治通鉴》和前四史，又请谭其骧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还担任了《元明笔记史料丛刊》的主编，《梁启超集》编委会的召集人。同时，他用了很大力气把青年时代摘抄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加以整理、出版等等。所有这些对继承祖国珍贵的历史遗产来说，是重要的贡献。同时，吴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为普及历史知识而奔走呼号。他要求学者、专家为了我们的孩子写一点通俗读物，把历史知识普及给人民。他希望“使人人懂得点自己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洪流中去。”吴晗为普及历史科学作了重大的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用心最勤的是他主编的两套规模空前的历史小丛书。一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是《外国历史小丛书》。1958年秋天，在一次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师大会上，吴晗倡议为青少年编写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课外历史通俗读物，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到会的教师热烈欢迎这一倡议。一天下午，吴晗约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和李侃，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吴晗办公室，商谈出版历史小丛书的问题。吴晗自告奋勇担任主编，同时指定了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的同志担任助编工作。他还邀请了大批热心普及历史知识的专家、教授，组成《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负责制定计划和分工审查稿件。由李侃负责小丛书的具体编辑和出版。吴晗并非是个“挂名”的主编，他总是按时召集编委会议，亲自拟定选题，甚至亲自组稿。凡是送给他看的书稿，他都认真通读，亲自修改润饰文字和改正错别字。他的工作再忙，都能按时完成，从不拖延、积压，他甚至坐在火车上还在看清样。每本小丛书的二校样他都亲自过目。他还为小丛书亲自供稿。《海瑞的故事》，就是他自己动笔写的。第一批《中国历史小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和读者见面了，到1962年，《中国历史小丛书》已出满了一百种。吴晗高兴极了，各方的读者一致盛赞吴晗“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中国历史小丛书》不仅为广大群众喜爱，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和重视。1962年夏天，周恩来在广州找到吴晗，要他在编好《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同时，还主编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为的是“向群众普及外国历史知识，要为出国人员提供参考资料”。在1958年以来“左”的思潮影响下，工作中出现许多错误，周恩来认为，究其原因之一是各级干部知识不足，尤其需要懂得一点历史知识。吴晗兴奋地接受了任务，具体落实编写出版《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工作，仍由吴晗担任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截止到1965年，《中国历史小丛书》出版近一百五十种，《外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五十种。此外，吴晗还担任过《地球小丛书》、《语文小丛书》、《中国历史常识》等书的主编。“文革”以前，全国范围内，一度掀起了重视编写普及读物的热潮，不少专家在研究之余，也兼写些普及读物，应当说，吴晗是其中最卓越的一位。1964年初，每星期五都有一位青年到吴晗家去登门求教。这是吴晗带的研究生张海瀛。吴晗作为副市长，再加上许多兼职，以及他自己找上门的工作，已经够忙的了。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吴晗愈来愈感到培养青年的重要。1964年初，吴晗又给自己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亲自带两名研究生，一个是北京师范学院刚刚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张海瀛，再一个就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张显清。吴晗考虑到两人的学习进度不同，就分别进行讲授。每周各一次，具体指导他们读书、搜集和掌握资料，以及怎样写学术论文。吴晗工作再忙，也按时接待他们。有一次，吴晗打电话告诉张海瀛，说要去西藏，下星期五不要来了。可是到了那天，吴晗又打电话叫张海瀛去。张海瀛到吴晗家，问他：“先生没有去西藏？”吴晗笑着说：“哪里！去了两天，总书记找我有事，就叫回来了。我既已回来，你还是按时来为好，要不，学习进度就受影响。”张海瀛在吴晗的指导下，学业大有进展。可惜，张海瀛必须参加“四清”运动，中止了学习，不久十年浩劫的“文革”开始了。吴晗对与他共事的年轻人，也全力培养。1961年冬，他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时，有一天，学会的副秘书长许师谦，领着一个瘦瘦的青年来到吴晗家。这是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新分配到历史学会担任专职秘书的苏双碧。他一进门就忙掏出笔记本和钢笔，以为吴晗会甲乙丙丁地对他的工作提出几点要求。可是出他所料，吴晗一进门就让坐，接着就和蔼地从他的家乡到父母一一问到。当吴晗知道他来自农村时，就高兴地说：“我也来自农村，浙江、福建紧挨着，咱们是邻居。”几句话就驱散了苏双碧内心的拘束，使他不自觉地把笔记本合上。闲谈一阵，吴晗就认真严肃地对他说：“毕业是学习告一段落，不是学习的终结，而是学习、工作、研究学问的起点。要有个进修、提高的计划。”接着，吴晗又说：“青年人要有雄心壮志，著书立说，没有奋斗目标，就不会有所作为。”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初次见面，吴晗的话给苏双碧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从1964年起，苏双碧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论文，吴晗几乎每篇都看，还打电话告诉他说：“在某报刊上又看到你的文章了。”每次总是先肯定一番，然后指出不足之处。有一次，吴晗对他说：“你的问题解决了。”苏双碧听了一楞，不知这话指的是什么。吴晗见他不解，就接着说：“只有自己搞点研究，写书、写文章，工作就会安心。搞学术工作，自己不搞研究怎么去组织学术讨论。”原来，两年多以前苏双碧刚分到历史学会时，嫌工作杂，不太安心。对这事，吴晗一直记在心里，当时并没有批评他，而是引导他在学业上进取。果然当苏双碧能搞点研究以后，工作就自然安心了。吴晗常对人说：“莫做空头政治家，也莫做空头史学家。”他自己这样做的，也教导青年人这样做。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事业上，吴晗是个地地道道的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