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在我心中(1)

段若川最近，电视和报纸报道，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圣地亚哥，但是他作为终身议员的司法豁免权已被取消，看来，他终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环球时报》上曾先后登载过两幅漫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幅画的是在英国的飞机场上，皮诺切特丢下他用来装病的轮椅，快步如飞地跑上飞机舷梯，逃窜回国，那狼狈相叫人好笑又好气。另一幅原登载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报》上，“可怜的”皮诺切特在“司法”的暴风雨下，撑着两把保护伞，一把是“健康原因”，另一把是“豁免权”。但是，两把伞都破了，都保护不了他，看来他是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记得在1998年11月，当时我正在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参加关于小说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25日，正值皮诺切特83岁生日，他的家人以健康原因要求英国法院释放他，允许他回国，智利已经派了一架飞机在英国等候多日。但是英国法院否决了这一请求，于是皮诺切特的儿子在电视中声泪俱下地控诉英国法院的“不人道”，说在他爹过生日的这一天给他的“礼物”竟是这样一种裁决。但是这一裁决却乐坏了我们这群人。我们是谁呢?首先我们都是研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学者，对这位巴伦西亚的杰出作家的自由思想、民主精神都很赞赏。可是在会下，原来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学者就显得格外亲近一些，比如，俄罗斯的、波兰的，再有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的学者。对那些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的学者就有点敬而远之。当然，也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大菩萨”。也有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和一个中年的英国人喜欢跟我们这个“小团伙”一起凑热闹。在26日吃中午饭时，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我没有想到的是，来自阿根廷的巴基塔，一位40多岁的教授会那么激动，那么喜形于色，她说：“我太高兴了!我也是11月25日过生日，但是我从来都以与皮诺切特同一天过生日而感到羞耻，可是今年这个生日我过得太痛快了!”说着，她情不自禁地从桌子旁站起来，扭开了摇摆舞。古巴人，28岁的哈瓦那大学的系主任何塞，他那高兴劲就不用说了。圣彼德堡大学的巴格内教授也喜气洋洋。我看到大伙儿都那么高兴，就忘乎所以地提议为这件事情干杯。3个阿根廷人，一个古巴人，一个俄罗斯人，加上我，都站起来大声祝酒，但是美国人托马斯和那个英国人，他们俩却没有吭声。托马斯还悄悄对我说，这牵扯到“人权”问题，他不能同我们干杯。当然了，阿根廷人民也遭受过同样的苦难，巴基塔本人就有由于反对独裁统治而流亡国外的经历。1973年被皮诺切特推翻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民选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是得到前苏联和古巴的积极支持的，我们中国，在道义上也是支持阿连德政权的。我们都恨皮诺切特，他发动的军事政变给智利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民主进程来了一个大倒退。更不用说他在政变中实施的种种暴行了。对于智利人民的苦难，我虽然没有亲自目睹，但是它给人民心中留下的创伤我却有深切的体验。1994年2月，为接近著名作家何塞·多诺索，我来到了那个“世界之角”，在那里待了半年。6月27日我和新华社记者杨建华和他爱人孟玉英一道，专程到圣地亚哥中央公墓去拜谒一座纪念碑。那是为纪念1973年11月11日军事政变后的失踪者和被皮诺切特当局枪决的“政治犯”而专门修建的。它是一块白色大理石碑，有十几米宽，八、九米高，朴实无华，就耸立在一堆堆巨大的河石上。石碑的左边是政变后失踪者的名字，密密麻麻；右边是被处决的“政治犯”的名字，密密麻麻。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天灾，不是病痛，一声枪响，他就永远地从人间消失了。多少父母的疼爱，多少亲人的关怀，一瞬间就化作了永恒的悲哀。而那些失踪者给亲人留下的是更多的痛苦悬念，一种绝望的希望!每一个被枪决者的名字前面都有一枚黑色十字架那不祥的记号。名字后面是他们就义的日子，最后的一个数目字，估计是死者的年龄：18岁，22岁，33岁，45岁，全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们本应该活得更长久，享有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为了追求他们的理想竟离开了人世……我们满腔悲愤地数着：被枪毙的有1395人，失踪者有1044人，总共2439人。纪念碑前的一座小高台上的4个角落各有一座白色雕像，是4个年龄、性别各异的人的面孔，悲怆，愤怒，镇静，视死如归。他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精神不死。石碑的左下角前方立着一块小小牌子，上书：纪念失踪者、被处决者基金会，1994年2月立。看到这块小牌子，我们感到欣慰，“老皮”——在智利的中国人这样蔑视地称呼皮诺切特——虽然还活着，虽然还可以说他的威风不减当年，但是人们已经敢于开口了，敢于在他的眼皮底下树起喏大的一块纪念碑!当时我和小杨夫妇知道，“老皮”决不会有好下场，但是还是没有预料到现在的情景!纪念碑最上面一行刻的是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的诗句：我所有的爱都留在这里，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