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假任务重

在中国，从啤酒到刀片、从香皂到洗发水、从电视机到抽水马桶，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有假冒伪劣的仿制品。尽管中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假活动，但情况仍不乐观。由于不少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都对假货感受颇深，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财富》杂志的记者最近就中国的假冒伪劣问题进行了探访。我们发现，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问题既严重又复杂。我们无法判断假货或者侵权的仿制品在中国制造业中到底占多大比例。专家们估计，这个数字大概介于10％---30％之间。例如，2000年5月24日美国影片《碟中谍II》在美国本土首映，3天后，带中文字幕的盗版VCD已经在上海街头出现。在中国销售的美标牌卫生间用具中有35％是赝品。德国汉高、美国宝洁是生产个人护理用品的著名企业。他们估计，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这两个公司的产品中，有1／4以上是假货。中国的电池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但很多都是假冒的松下、吉列等品牌。耐克公司宣称，假冒的耐克鞋每年给他们公司造成的损失基本上和他们目前的销售额持平。近年来，中国的假货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吉列公司甚至要把中国生产的劲量电池送到专业试验室里才能断定真假。香港顾客把在深圳购买的假冒路易·威登皮包拿回香港的专卖店，店员都分不出真假。中国假冒的劳力士手表里，甚至有瑞士产的机芯和货真价实的钻石。造成假货泛滥的首要原因是生产假货的低风险、高回报。生产一节镍锌电池只需投资2分钱，随后假冒者给电池包上著名的碱性电池的外包装，就可以按6角钱的价格出售。制造假电池的利润率是2900％！此外，中国在打假方面的法律也不够完善。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制假”是指未经授权生产和销售真品的复制品，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制定打假的刑事法律。而在中国，连假货的定义也不十分明确。在大多数国家，拥有和准备销售假货就要面对刑事制裁，但在中国，只有已经销售了假货才会受刑事制裁。可制假售假者一般不会把售假情况记录下来，很少有制假售假者坐牢。另外，主管机关的重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85％以上的制假以及商标侵权案件都不归司法机关处理。最主要的主管机关是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国家技术监督局。这两个机关都没有逮捕权。如果制假者拒不开门，这两个机关的执法人员没有权力踢开门进去检查。同样，他们也不能进行侦查、查阅档案，或者检查银行户头。他们一般不会吊销制假售假者的执照，罚没的设备和商品在撕掉商标以后往往还会回到制假者手中。工商局和技术监督局经常进行突击检查，但是他们开出的罚单金额太低。两年前，中国政府就授权公安机关处理可以予以刑事制裁的此类案件，但是警察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工商机关也不愿意把这些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对于严重伤害消费者的假冒伪劣产品，中国政府的处理行动还是很有力的。1999年中国山西发生了致使10人死亡、几十人失明、上千人中毒的假酒案后，生产假酒的工厂主被判处了死刑。但是对于那些侵犯商标法和知识产权法的案件，制裁就没有那么严厉了。中国的许多批发市场是连接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和零售的中间环节。没有人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从事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活动，一些专家估计可能有好几百万。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可是中国仍然有8亿农民，其中估计有亿人无事可做。这些人在全国各地打工，有些就给制假者工作。假设彻底地打击假货，那里的经济就必然会受影响，因为那里的旅馆业、餐饮业以及运输业完全依靠当地兴旺的贸易。有人说，“有时候整个村庄都靠制假为生。如果你突然使一个村子的人都失去工作，你让他们何以为生呢？”美国俄亥俄大学的法律教授丹尼尔·周认为，走私和制假不同：“有些制假者是纳税的，尤其是那些真货假货同时生产的工厂。许多批发市场也都按固定比例纳税。中国有很多难题，资源也有限，如果你真的要打击假货，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如果中国内地真的决心扫除假货，那么就应该向香港学习。香港曾是世界最大的盗版音乐制造中心，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为改观。因为香港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和刑罚，成立了专门的执法队伍。所有的唱片商店都必须向政府登记，执法小分队随时可以检查这些唱片发行，发现盗版唱片就全部销毁。一个国家只有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现代的经济体系。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指出，“如果我们容忍假冒伪劣商品，国家就没有希望。”中国加入WTO以后，就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知识产权协定》，对“蓄意”制假进行“有效”的制裁，否则就会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