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1)
艾伦·金斯堡死于去年四月五号，中国的清明节。
据说当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而病房挤满了朋友，喝酒聊天，乱哄哄，没有一点儿悲哀的意思。
那刻意营造的气氛，是为了减轻艾伦临终的孤独感：人生如聚会，总有迟到早退的。
正当聚会趋向**，他不辞而别。
我琢磨，艾伦的灵魂多少与众不同，带嘶嘶声响和绿色火焰，呼啸而去。
我想起他的诗句：女士们，抓住你们的裙子，现在准备下地狱啦……今天是艾伦去世一周年。
我到纽约上州的一所大学朗诵，路过纽约。
阳光明媚，能在汽车声中听见鸟叫。
我穿过时代广场，沿十四街，拐到第三大道。
这是没有艾伦的纽约。
行人被红灯挡住了。
他们肤色年龄性别不同，但眼睛极其相像：焦躁、空洞、不斜视。
偶尔有几个东张西望的，没错，准是外地人，如我。
绿灯亮了，他们急匆匆的，连狗都得跟上那步调。
艾伦的诗用的正是纽约的节奏，他像个疯狂的梭子，把一切流动的、转瞬即逝的都织成诗行。
现在终于歇了。
人们把这梭子收进抽屉，再钉上。
这是个不再需要诗歌的时代。
很多年了，他的愤怒显得多余。
久而久之，那情形有点儿尴尬。
他死的那天，盖瑞·施耐德在电话里对我说，平时有意忽略艾伦的媒体，这回可要来劲了。
果然，不过在这一点上，媒体体现了民意：美国人纪念，是为了尽快忘掉他们的过去。
我住在安纳堡时，他常深更半夜来电话，声音沙哑：“我是艾伦”
他跟我东拉西扯，谈梦，谈最近的旅行，谈他的男朋友。
我不属于他的圈子，这种闲聊对他很安全。
有一天，他在我的电话录音机留言，声音气急败坏。
原来有个住波士顿的中国人被同行打了，状告到艾伦法官那儿。
他得到的情报相当具体：鼻青脸肿。
“为什么要打得鼻青脸肿？”
他在电话里怒吼，似乎马上要发表一个关于鼻青脸肿的声明，再让媒体相互打得鼻青脸肿。
“为什么鼻青脸肿”
他又问。
我试着帮他理清那鼻青脸肿的历史，没用，他越听越糊涂。
中国人的事他是永远弄不清的。
艾伦有过中国男朋友，是个来自云南的小伙子，用的是笔名。
我在艾伦家见过他。
他个头不高，很精明，在国内大学读英文专业时，他写信结识了艾伦。
艾伦早就告诉我，他要为一个中国小伙子做经济担保，让他来纽约读书。
我当时还纳闷，他老人家哪儿来的这份儿慈悲心肠？小伙子一到就住进艾伦家，管家、做饭，兼私人秘书。
艾伦很得意，不用下馆子，天天吃中国饭。
那天我去艾伦家，只见小伙子手脚麻利，一转身，四菜一汤。
艾伦也待他不薄，除了给他缴学费，还另付工资。
几年后，小伙子攒够了一笔钱，回国办喜事。
艾伦告诉我，那小伙子是个双性恋，他诡秘一笑，说：“他什么都想试试”
他老了，只能守株待兔，朗诵是个好机会。
他怒吼时八成两眼没闲着，滴溜溜乱转，寻找猎物。
等到售书签名，搭讪几句，多半就会上钩。
我想同性恋之间的信息识别系统并无特别之处，也少不了眉目传情。
有个小伙子在等待签名时告诉艾伦，他也写诗。
正好——有空到我家，我教你。
“诗太差，不可救药”
说到此，艾伦叹了口气，“他太年轻了，只有十九岁”
听起来有股惋惜的味道。
市面上出版了两本艾伦的传记。
按他的说法，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本是弗洛伊德式的。
我问他觉得怎么样？他摇摇头，“挺有意思，但都不是我”
我从不问艾伦的私生活。
他说，我听着。
一天夜里，克卢雅克喝醉了，在艾伦家借酒撒疯，和别的客人大打出手。
忍无可忍，艾伦把他赶出去。
他砸门，在外面叫喊，引起邻居的抗议，再放他进来，他更疯了……那真是灾难，艾伦叹了口气。
那夜是他的伤口，一辈子也愈合不了。
生者与死者往往有一种复杂的关系。
艾伦和我并非莫逆之交，但死后，他的影像总是挥之不去。
死亡好像是一种排队，艾伦排前头，眼见着他的大脑袋摇来晃去，他忽然转过身来，向我眨眼。
记得艾伦来安纳堡看我，在我住处门口，他搂着我，用湿漉漉的厚嘴唇猛亲我腮帮子。
站在旁边的李点看傻了，用胳膊肘拱拱我：“老头子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九三年秋天，我到东密西根大学，在英语系做客座教授。
那时我刚从欧洲过来，英文结结巴巴，只有听课的份儿。
一个沉默的教授!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为大学开个朗诵会。
我向艾伦求救，请他撑腰，他一口答应。
这，等于请神仙下凡，把小庙的住持乐坏了。
但经费有限，而艾伦的价码是天文数字。
艾伦很痛快：“为哥们儿，我可以分文不取”
他的秘书鲍勃气哼哼地嘟囔：“他，他可没经过我同意”
礼堂挤得满满的，不少听众坐在台阶上。
那天艾伦精神特别好，比我音量大十倍，根本不需要扩音器。
他那些俏皮的脏字把学生们逗得哄堂大笑。
我发现他近些年的诗中，对器官的重视远远超过政治。
结束时，我们一起按中国的绿林传统，向观众抱拳致意。
九○年夏天，汉城。
上午开会，艾伦把我拉到一边，叮嘱我晚上别出门，有人来接我们，还有俄国诗人沃兹涅辛斯基。
记住，别告诉任何人，他把食指贴在厚嘴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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