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2)

“人们永远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场，”艾略特吞进一根炸薯条，说，“其实很简单，按美国的标准，他是左派；可按拉丁美洲的标准，他得算右派，因为他**，反卡斯特罗，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罗的朋友。”佩吉告诉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两卷本的诗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译和编辑。他们还打算出顾城的诗集，要我设法和他姐姐联系，得到版权许可。鸭丝色拉上来了。厨房就像潜台词，躲在文学和政治后面，出其不意。我们的胃突然被唤醒，激动有如心脏。好一阵，只听见刀叉叮当作响，大家不再吭声，专心于鸭子的滋味、菜叶的质感和调味油的色泽。汽车声和脚步声漏进来，窗上有人影滑过。阳光闪耀。其实，阳光才是纽约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个法国摄影记者给我拍照，带我满街追赶阳光。我通过摄影家的眼睛看到纽约的阳光，在楼群之间摸索、折射，转瞬即逝。四个胃留在黑暗中蠕动，意识的曙光在上升。我问起艾略特纽约的治安。刚到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莱克辛顿大道和东三十一街把角的咖啡馆喝咖啡看中文报纸。有一则消息：马友友的大提琴在纽约失而复得。他下出租车时，忘了拿后备箱的那把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大提琴。报警后，全纽约的警察出动，帮他找那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大提琴回到马友友手里，没耽误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读这条消息时，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脚边的书包。说时迟，那时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是正人君子。佩吉和格瑞瑟达赶紧搂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飞。艾略特眼睛一翻，摇摇头，责怪地说，“这是纽约。”是啊，只能怪我这个乡下人，在引导城里的正人君子犯错误。说起纽约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除了美国经济好转外，还和从十五岁至二十八岁这一高犯罪率的年龄层的下降有关。我问他对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怎么看。“他整个一个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顿根本就他妈没法停车，我今年吃了六张罚单。连到公园烤肉，超过五十个人必须得到批准，等于禁止集会游行。更别提布鲁克林那档子事了。”在布鲁克林美术馆正进行的展览中，一个黑人画家把大象粪和圣母像涂在同一块画布上，引起了争议。朱利安尼威胁美术馆若不摘掉这幅画，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拨款。杯盘撤去，我们四个人都要了咖啡。话题转向美国明年的大选。艾略特叹了口气，说这回他不知该选谁了，戈尔真让他失望。他跟我解释说，堪萨斯州最近通过了教育法案，否定了进化论，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以基督教的创世说为基础。按基督教的说法，世界只存在了一万年。“那化石该怎么解释？”艾略特耸耸肩，“荒谬透顶。”而信奉高科技的戈尔为了赢得当地选票，竟对此不置可否。佩吉和格瑞瑟达连连点头。这些美国左派对民主党也厌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样暗淡。我问佩吉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第三种势力。“现在冒出个改革党，但也不太可能构成第三种势力。这也许恰恰说明美国选举制度本身有问题。”佩吉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美国大选的过程。你看，三下五除二，只能得这么个结果。“为什么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律师？”我又问。这就是局外人的特权，不耻下问，百无禁忌。佩吉和格瑞瑟达掰着指头把本世纪的美国总统挨个拨拉一遍，果然让我言中。“是不是律师这行当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在影响美国的政治？”我说。“绝对没错。他们借用法律语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佩吉说。午餐结束了，我们在门口告别。阳光明媚，这是晚秋最后的黄金时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实这幅画和我们在“布鲁塞尔”饭馆的午餐毫无关系。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