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记(1)

一**至九五的。

他用瑞典文写诗，出版了好几本诗集。

他是个拈花惹草的老手，满街跟姑娘们套近乎。

在斯德哥尔摩，几乎每个酒吧都有赌桌。

我们输光兜里的钱，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走在大街上，李笠会突然歇斯底里地大笑。

春去夏来，我照旧拉着窗帘，遮挡喧闹的白夜。

那年秋天，我到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Aarhus)教书，一住两年。

安娜帮我在郊区租了间可爱的小厢房。

两位女房东是女权主义者，一位心理学家，一位妇女博物馆馆长。

她们带各自的娃娃住正房，居高临下，审视一个倒霉的东方男人。

夜半，三盏没有性别的孤灯，遥相呼应。

小院紧靠铁路，火车常闯入我梦中。

惊醒，盯着墙上掠过的光影，不知身在何处。

我父母带女儿来探望我。

我临时借点儿威严，住进丹麦海军司令家隔壁的小楼。

我们住二层，窗外是海和丹麦国旗。

一层是老建筑师乌拉夫，地下室租给年轻的女钢琴家乌拉。

他俩并无血缘关系，名字近似，像欢呼，自下而上，不过多了声岁月的叹息。

乌拉夫寡居，有种老单身汉的自信，仅用台袖珍半导体欣赏古典音乐。

我有时到他那儿坐坐，喝上一杯。

他特别佩服贝聿铭，做中国人，我跟着沾光。

不过盖房子是给人住的，而诗歌搭的是纸房子，让人无家可归。

轮到我割草，乌拉夫也会板起面孔，驱赶我推着割草机在后院狂奔。

乌拉独身，靠教课及伴奏维生。

她的眼神茫然，好像看多了海平线。

她对我经常外出十分羡慕，梦想有一天能在巴黎或纽约那样的大都市找到工作。

她弹得真好，但琴声永远被门紧紧关住。

父母和女儿走了。

图便宜，我搬到郊外的新住宅区。

外出的房主是一对中国老人，随儿子享受丹麦的福利。

那单元特别，以厕所为中心，所有房间环绕相通。

我心情好时顺时针溜达，否则相反。

那恐怕正是设计者的苦心，要不怎么笼中困兽或犯人放风总是转圈呢。

九二年十月初，从丹麦搬到荷兰，送的送，扔的扔，我还是坐在行李堆里发愁。

没辙，只好向柏林的朋友求救。

他从柏林租了辆面包车，开到丹麦，装上孤家寡人，再经德国开到荷兰的莱顿(Leiden)。

莱顿的住处实在太小，根本没地方溜达，我成了那些陈旧家具中一员。

房东玛瑞亚住二楼，是个神经兮兮的老寡妇。

她有个儿子，极少露面。

她每年都要去修道院做心理治疗。

这位眼见要全疯的老太太，这回可抓住我这根稻草，一逮着机会就跟我东拉西扯，没完没了。

我尽量靠边走。

玛瑞亚有种特殊本事，只要开道门缝，她准站在那儿等我，唱个法文歌，背首德文诗，要不然就讲述她的噩梦。

不管怎么着，我绝不让她进屋，否则就成了我的噩梦。

玛瑞亚抠门。

冬天阴冷，我夜里写作，不到十二点暖气就关了。

第二天早上请示，不理。

哆嗦了三天，再请示，恩准。

她把定时器调到夜里两点——在妄想与噩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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