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2)

频繁转变的立场但是，神态优雅的格雷先生被某种不恰当的喜剧色彩所包围，因为人们实在搞不清他的判断何时又会发生转变。罗伯特·斯基德斯基勋爵—三卷本《凯恩斯传》的作者，在评论格雷出版于1998年的著作《伪黎明》时写道：“格雷的知识立场转变已经成为传奇。在20世纪70年代，我被告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80年代，他成了撒切尔的热情支持者。（一次铁夫人对我说：‘约翰·格雷怎么了？他过去是我们的人呀。’）接着他采纳了时髦的共产社会主义。从他最近的一本书（《伪黎明》）来看，他是马克思所说的‘反动派’—希望破灭，却对灾难有着生动的理解。他充满激情并光彩照人地扮演每个角色。这使我们很难知道该在多大程度上严肃地对待他的争论。”但是，当你放弃这种立场戏剧性变化的“表象”时，你仍可以寻找到一条更为连贯的线索，它贯穿于格雷的所有著作中。温斯顿·丘吉尔说：“30岁之前不是个自由派，他就没有心；30岁之后不是个保守派，他就没有头脑。”作为牛津教育出来的政治哲学家，格雷却走了一条反复的轨迹。是的，在年轻时，他是个左派，他甚至回忆说，“那时候我留着长发”。不过他很快就补充道，“不过那时候人人都留着长发”，那是1968年的英国。那个20岁的年轻人和同龄人一样热衷于参加反越战的示威。他最初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与约翰·罗尔斯的伦理学所吸引，被他们的自由社会主义倾向所吸引。但很快，他发现罗尔斯的著作“枯燥得令人无法卒读”，而当时英国的福利政体则令人窒息。他在撒切尔的主张中看到了革命的活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30岁左右的格雷成为了一颗新右派的新星。在西方世界仍普遍处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时，他是自由市场不遗余力的鼓吹者。他从1974年开始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并在10年后成为这位鼓舞了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最佳诠释者之一。85岁的哈耶克称当时36岁的格雷的《哈耶克论自由》“不仅第一个完全了解了我的著作，而且使我的理念超越了那些我们讨论的范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不管他以何种方式阐述哈耶克或是以赛亚·伯林，他肯定还是自由主义阵营中才华横溢的一员，他坚定地捍卫着市场与个人自由这样的概念。但是当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我们日渐成熟的格雷先生，突然变成了另一种激进分子，他开始彻底否认他曾坚持的自由市场。这种情绪在1998年出版的《伪黎明》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格雷在书中将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比作一个美丽却必将破灭的幻像，他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天生就具有稳定性。在这本漏洞百出、判断轻率却才华横溢的著作中，约翰·格雷自如地在19世纪的英国史与俄罗斯的黑帮资本主义间跳跃，思维线索穿梭于亚当·斯密与乔治·索罗斯之间。除了尽情舒展他无所不包的知识结构外，他还得出了一些与常规迥异的结论：1．从来就没有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它必然是强政府的产物；2．民主与自由市场不可能共存，它们互为对手；3．计划经济已经死亡，新世纪中不会有两种经济体制，只有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4．计划经济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西方式自由市场的胜利，那些计划体制国家很难变成同样的西方自由市场……在他总结出的8条线索中，最为至关重要的是，格雷相信，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美国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纲领的变种，而这种启蒙纲领是用一种单一的普世文明取代人类文化的历史多样性。他在《伪黎明》中写道：“全球自由市场是这种启蒙纲领最新、也许是最后的形式。”俄罗斯转型遭遇的痛苦给予格雷以深刻的印记，他在1989年至1990年时曾说，世界上最亲西方的国家反而是后**的（post－communist）俄罗斯，它的最基本目标就是加入西方的阵营。他回忆说：“（俄罗斯）这次变革不光改变了我的看法，甚至改变了我的思想。我不像哈耶克主义者那样教条至上。我曾经认为哈耶克主义拥有一种极强的洞见力，但是它只适用于中央计划尚存的历史时期。而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在这个世界消失，不复存在了，他的思想已经过时。而教条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就变得像托洛茨基一样，顽固、封闭、意识形态化。这一大转变让我变得不教条。我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定式，哈耶克理解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格雷这种解释似乎并不足以使所有人信服。他的很多批评者相信，约翰·格雷向左派的倾斜源于更直接的个人投机行为，即在全世界向右转的时刻。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实在没什么市场了。《LinguaFranca》杂志2001年中一篇关于格雷的文章中，曾引述了白金汉郡大学诺曼·巴里的例证。作为格雷第二次婚姻的伴郎与挚友，同样研究哈耶克的巴里记得格雷曾哀叹道，他不可能作为一名自由市场支持者而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教授席位。不过，比起这种让人感到不适的推测，巴里对于格雷的另一种观察倒更值得注意：“他不可能与一名哲学家或思想家保持长久的联系，他必须不停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