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别矣，淦昌兄”(1)

校园上空阴云如铁，人人都能感觉到暴雨前稠密呛人的土腥气，知识分子特别是“过来人”，在无数的不眠之夜里，对自己的命运做着无数的盘算，束星北在得知肃反小组对他在国民党军令部的历史重新展开调查时，似还坦然。他认为军令部的历史问题，解放之初已做过历史登记，不存在任何疑问。１９４３年，我装置了一个低压收音机，可以收听国外的广播。当时浙江大学电机系一年级学生徐名冠知道〈了〉，１９４４年春，他对我说，这种收音机对军事很有用处，他愿意介绍我把这个用到军事机关。我当时认为国内战场主要靠国民党的力量，即欣然同意。几个月后，徐对我说，已联系到军令部技术室主任魏大铭，每月津贴三万元，旅费另行支付，并请介绍一两个人先去綦江军令部办的（也由魏大铭负责）“军令部电讯人员训练班”教无线电技术，我随即介绍了物理系助教陈维昆（是我过去的学生）去綦江。１９４４年７月，我和爱人去重庆，在綦江住了几天后，魏大铭即来綦江问询低压收音机和其它有关无线电方面的问题，特别提到制造雷达的问题，谈后，由魏大铭用车接到小龙坎伪军令部技术室，并介绍了里面的一些负责人。不久，陈维昆也从綦江调来技术室（在我的指导下）帮我制造了一个低压收音机，交魏。魏又问我能不能制造一个：“远近电台测听器”（后来，由我和我的侄子束慰曾完成）。并让我全力以赴制造雷达。我转介绍重庆大学无线电教授谢立惠制造雷达接收部分，陈维昆制造雷达发射部分，束慰曾制造雷达天线，我则总成并负责向英美接洽雷达站器材。陈维昆介绍的江乃霁（也是我的学生）在我的指导下，制成了低压发报机……我虽负责制造雷达，〈但〉无职位，无军衔。魏大铭曾建议我就任副主任职，并说军衔可至“少将”。这时（我到伪军令部技术室几个月之后，大约在１９４４年冬天）我已知魏大铭是军统特务。现在他有求于我，而我则有浙江大学做后方，可进可退，无求于他；假使我参加了军籍，成了军人，〈不但〉要受军纪的约束，失去自由，还要受他的控制，甚至会将生命交给他。所以我坚决不就正式职位，只和他敷衍。谢立惠和陈维昆也和我一样，不就正式职位。据我所知，我们所在人的工资是从“器材设备费”内拨出来的。１９４５年４—５月间，副主任陶士珍（据说，陶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亲戚）赶走了魏大铭，被任命为技术室少将主任。他请我做少将副主任并贴出一张“布告”（只是陶的私人字条，并无军令部大印）：兹请束教授担任本室副主任之职。陶士珍实际上，陶士珍无权委任我为副主任，所以以刘必（军令部总务组长）为首的整个总务组（兼人事保卫）并不承认这件事，也从未找过我，我本人也未“到任”。陶请我赶快“请委”，并说已和徐部长讲妥。我知道陶士珍是（我以为是）一个物理教授，不是特务，但手段厉害，不能共事（当时，欧洲的希特勒已经垮台，日寇不久也将垮台，所以更不愿请委）。我说，我从不参加任何党派，〈让〉我填履历表时，我就说证件一时找不到了，〈让〉我请委军衔时，我就说，“少将太小了”。我始终不请委，也未上任。八月份，日寇投降后，我先将家属送走，随即向陶士珍说我要回浙江大学了。陶士珍反复劝说后，即又贴出一个“布告”：束教授久未请委，其副主任一职，即日取消。陶士珍并派卫兵数人把守我的住宅〈因军令部未兑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胜利奖金，束星北令学生拆除已总装起来的雷达，而被软禁〉不准我离开，这样被软禁了半个月后，由于我不是军令部正式人员，军令部花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再加上亲友的努力，陶士珍终于将我释放，１９４５年９月，我返回了贵州湄潭浙江大学。①肃反之初，束星北便被列为重点，青岛市委八人肃反小组和山东大学党委，专门派出了八个人的调查小组，南下北上对束星北进行了为时数月的调查，调查结果与束星北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自传没有出入，但是束星北的反革命结论早在调查之前已经成立。因而必须在他的“丑恶黑暗的历史”、“他与社会主义一贯对抗行为”中找到证据。这时候，他在１９５３年人民代表选举中的一桩罪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作为他的反革命的有力罪证。有人在讨论束星北问题性质会议上称：仅凭破坏人民代表选举一事，就足可以给他定性了。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山东大学选区选举人民代表时，发现了一张中英文的选票，当选人竟是英格丽·褒曼，英格丽·褒曼是美国好莱坞的一个电影明星，竟赫然出现在人民代表选举这样严肃的场合中。大学领导认定这是一桩有意图的反革命的破坏行为，对这一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有关部门做了深入的调查和细致的回顾，最后认定这张选票是由束星北所写。那天下午，大学师生在青岛市南区片选举人民代表时，束星北与周北屏坐在一起，另一边是他的得意弟子王景明。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很是不严肃，周北屏很快就填完了，便拿给束星北看。我趁他们不备，从后面靠上去看，发现周的填写是正常的，他在规定的几个候选人中选出两个并打了勾，当我们凑近束星北时，他似有察觉，迅速地将选票折叠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