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处的卡尔曼(1)

说实话，我一直莫名奇妙地，对自己这小说家的头衔不以为然。为什么呢？还没有细细想过。只是顺着大流，既然大伙儿都那么津津有味地以小说家自居，我也就不多推辞。回忆以前，领受着种种好处的时候，偶或有过一种想笑的感觉。世界太有趣：它不仅制造骗人的小说，还要制造骗人的小说家。这么想多了，再遇上好意恶意的吹捧时，我大抵不至于立即忘了自己姓名。有一次我顺口对一个记者说：我发现，我其实没有什么小说家的才能。没想到人家却冷冷地说：你的意思，是说别的小说家更草包？……弄得我无话可答。但是事后，好几次我记起自己这句话。特别是一翻开那些名著，便不由想起它来，若有所思地捉摸一会儿。到前年我才想通了这件事。在那个秋天里，我一手拖着带轱辘的小行李箱，一手握着一本薄薄的《卡尔曼》，走遍了梅里美笔触所及的一个个地点。在传奇的安达卢西亚，在龙达和直布罗陀，我深深地对伟大的小说折服了。这才是小说呵，我不断地感慨。后来，乘编一本小说集的机会，我表达了这个思路：……惟结集时人才有空回忆、并接触自己早期的习作。我不禁为自己和这些自己写下的所谓小说的单薄，感到吃惊和害臊；也为容忍和成全了如此自己的时代，感到惊奇与慨叹。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这并非是在贬低小说艺术。或许正是这样的我，才算懂得了尊重小说。其实，若写的话在今日心态下也许我可能写得好些？--不必了，那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要适应别的语言并重新检验自己的能力。我已经说过：对于以故事为叙述原则的小说，我并不具备什么才能。1Elizondo世纪末虽然诸般破败，可我还是跑了个快活。逛到了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时候，满耳朵听的都是巴斯克人的话题。视野里，是这个古老民族的森林高山。我突然想起来；卡尔曼的情人、那个痴情大盗的民族，不就是巴斯克么！他就是因为听了卡尔曼说的蹩脚的巴斯克语，就是因为卡尔曼诡称自己是他的巴斯克同胞--才喝醉了酒一般心里乱了方寸、脚下歪了步子。就因为那个巴斯克的心病，他一步一陷，直至最后没顶于黑暗甜蜜的深潭。这种病我太熟悉了，它使人那么容易就联想起一个城里的哈萨克。在梅里美的笔下，错当了兵的小伙子对着美人还能怎样呢？他无计可施，主动地吐露：“……我是埃里仲杜人，”Elizondo，我朝南方眺望着。在那个方向上，大名鼎鼎的比利牛斯山脉已经郁郁苍苍地渐次耸立，从我站立的圣·塞巴斯蒂安一带，离它只有几步远。是的，这个地方是是故事起头的一个点，它也是从法国进入西班牙的入口。拖着的小行李箱放进小旅馆以后，我得以细细地端详和想象它。这可真是一个美男子的国度！……走在圣·塞巴斯蒂安的市中心和周围的小镇上，见到每一个交臂而遇的男子，交换哪怕一两个单词，心里都掠过这样的感觉。站在这儿脸向着南方--地中海的信号飘过来了。不是空气，不是潮腥，是人的血统和神气，在宣布着阿拉伯的临近和介入。满街的小伙子、成年人、老者、胖子、消瘦者、穷人、绅士--每一个都魅力四溢。见鬼了，魅力最小的居然是姑娘！我必须说对进入这么一个地方缺乏准备，仿佛这股美感带给人一种罕见的紧张。在侏儒充斥的中国，我从未感到压力会这么临近。回到小旅馆，打开护窗板，窗下是一个咖啡馆。大学生们聚在这里度周末，喊声闹声一片鼎沸。我依着窗欣赏他们。胡吵乱嚷的男生使人安心了些，他们的学生习气和校园腔散开在空气里，多少平衡了一点逼人的男性气息。我猜，无论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大概人们都会与我有类似的观点：若干的北非血统使人骄傲，黑头发的要比黄头发的优越。一个难题跟着来了：愈是在美男子的国度，女性美的标准愈不易确定。难怪梅里美一下手就选定吉卜赛人当女主角：若不这么办，他会纠缠在一道难题里。即便是黑头发的欧洲姑娘、即便她们比起盎格鲁-撒克逊人来，显然更加健康、风情而苗条；但与她们的男伴相比，不能不说稍逊一筹。我翻开从北京带来的《卡尔曼》。出发前就打算在这儿开始，在旅行安达卢西亚的路上重读它一遍。男主人公唐·何塞在托付转交母亲的遗物时说：“……或是面交，或是转交给一位老婆婆，地址我等会儿告诉你--你只说我死了，别说怎么死的。”他还说，“倘若你上邦贝吕纳（Pamplona），可以看到不少你感到兴趣的东西……那是一个挺美丽的城。”这是我引用的第二个傅雷译名。邦贝吕纳是包括埃里仲杜在内的那一片巴斯克土地的一座城市，大盗何塞的孤独母亲在那里想念着儿子。后来我多次为当时没有绕了那个弯而遗憾--它和梅里美时代一样，偏离了去法国的大路。现代的唐·何塞里头，也有人铤而走险。大名鼎鼎的ETA如爱尔兰共和军一样，在此地使人谈虎色变。总想多了解一点巴斯克，显然，美男子的脸庞背后，藏着严峻的话题。为了接近人，我们甚至在路上拦住人找话茬儿，力争和人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