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画魂――潘玉良(2)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她的成长虽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却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问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这样的贵人，这样不嫌弃她，又这样无条件地提携她呢？异国学梦潘玉良来到法国后，先进入东部的里昂美术学院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油画。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合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饥似渴地沉迷在小“花都”的艺术世界中。毕业后，她又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与后来的一代画师徐悲鸿同窗。1925年是她留学生活中最为艰苦的一年。因国内动乱不断，留学津贴十分紧张，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许多人选择回国的时候，怀着对绘画的热爱，她毅然选择到意大利继续进修。同年，她考入罗马国立艺术学院，跟随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学习。她的绘画天赋深得其赏识，被破格直接升入该学校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两年间，她创作作品众多，凡意大利国家美术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选。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金奖和5000里拉的奖金。从此，她的艺术创作开始备受世人关注。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回国。8年的留学生活使她大开眼界，也丰富了她的艺术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画家的艺术才华和艺术追求难以施展。面对国内的作风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闭，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强的本性和完美主义的特点使她决心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却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恶毒中伤。回国不久，她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受导师刘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专任西画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还兼任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美术科教授，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专任西画研究所所长、教授，同时笔耕不辍，又随后举办了四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由于接受了欧洲画坛的先进思想，她的画独特新颖，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一一反映出来。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涵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她这一阶段更多的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的作品。其娴熟的技法，遒劲的笔力，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传统。据说，她的一幅《壮士头像》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轰动上海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她还有许多作品入选“首届全国美展”（解放前国民政府时期），被画界誉为“中国西洋画坛的第一流人物”。抗战前，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这期间，她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题材十分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此时的她在艺术创作上已经如日中天，逐渐走向成熟，并在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惜她的现代主义画风并不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认可，也与当时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严重分歧，因而时常受到排斥和贬损。抗战期间，她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当时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倡导活动，与前辈和同僚们一起，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骨干力量。1931年，她协助蔡元培组织“中国艺术学会”。1934年，她捐赠玉雕佛像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同时她还参加了多次当时美术界的义卖活动，并多次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并因此受到一些诸如“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的诽谤攻击。但她不为所动，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的油画《白菊》，就寄托了自己对艺术、对爱情无限忠诚的追求。可惜的是，虽然她有志于献身国内美术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却使她难以在保守的中国社会立足。1937年，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画展的机会，她终于再次离开生活了八年的中国，远赴欧洲继续深造，开始了她长达40多年客居他乡的生活，直至去世。旅居生涯自古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难，必须付出更多牺牲，才能成就事业，潘玉良也不例外。初到法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据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忆，她的住处就是在歌剧《波西米亚人》中所描绘的许多穷画家、穷学生聚居的“拉丁区”的一个小阁楼里。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素描，线条非常流畅，而且很有力，多是**，其中还有她的自画像。在法国，画家属于自由职业者，要靠卖画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费的城市，为人忠厚诚实的她，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会宣传“推销”自己。于是她的画卖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很快使她忽略了一切的困难，依然孜孜不倦地创作。旅法画家贺慕群曾回忆说：“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整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