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掌柜――董竹君(3)

五年分居时间到了，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离婚。临分手时，夏之时与孩子们见了面。看着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夏之时感慨万分。此时，董竹君的父亲偏偏又病倒了，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低语地念叨着他的阿媛。冥冥之中的他好像知道阿媛要转大运了。一年不到，董竹君连续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她欲哭无泪，仿佛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时柳品兴来了。他建议董竹君开家饭馆，并送上了一位义士托他带来的2000元钱。苦难到了极点，终于有了转机，董竹君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1935年3月，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了。开业这一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就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这似乎预示着锦江川菜馆日后的成功。陈清泉来探望董竹君，他对“锦江”的成功赞叹不已，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然而，要想在上海滩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每天，董竹君除了要应付饭店里的各种事务，还必须面对当时上海滩的各种势力。一天，黄金荣的干儿子小金荣带了一帮地痞来饭店捣乱，并砸了店堂，引发了斗殴。面对这一局面，董竹君镇定自若，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亲自造访黄府，感动了黄金荣，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同时董竹君自己也亲自下厨，曾三天三夜不下灶台。她又从四川老家请来和尚师傅掌勺，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店务，使“锦江”的面貌为之一新。“锦江”开业后，她虽然与黑社会势力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妥协，但是她却并不依附于黑社会等地方恶势力。当时上海滩的很多头面人物都对她倾慕有加，希望可以将她纳入自己帐下或者家中，她却始终不为所动，保持着自己的气节和信念。应该说，她的这种坚持是与她年轻时在日本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她在日本和进步人士的接触有很大的关系的。在后来的多年中，她同时与国民党人、日本人等巧妙周旋，并且毫不犹豫地帮助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以自己“一介女流”的身份做出了许多血性男儿才能够做出的事情。另外，她也擅长把握时局。经过了前期在生活、事业上的失败之后，她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东西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市场的行情，同时可以在多方的利益纠纷中找到平衡点，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扑朔迷离，柳暗花明“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郭沫若等人回国鼓动抗日。董竹君在日本时已听过郭沫若的大名，对他十分钦佩，她包下了郭沫若的一日三餐，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上海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一天，一个汉奸带着两名日本特务来“锦江”吃饭，对“锦江”的菜肴赞不绝口。他们邀董竹君到日本军部的虹口旅馆开个“锦江”分店，这使董竹君非常犯难。答应吧，自己马上就会背上汉奸的罪名，这是她所不愿意的；不答应吧，日本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难保他们不为难自己。看来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考虑再三，董竹君决定一走了之。1940年底，她登上了前往菲律宾的海轮。董竹君打算在马尼拉开“锦江”分店，便托上海的经理张进之物色到马尼拉的人员，张进之却趁机牟取私利。这之前到那里的两个孩子国琼、国秀的音乐演出获得成功，董竹君十分高兴。陈清泉来看望两个孩子，没想却见到了董竹君。久别重逢，二人沉浸在深深的喜悦之中。陈清泉爱上董竹君而不能自拔，他让好友桂华山劝妻子跟自己离婚，被桂华山所拒，不得已只好自己亲自去说。陈清泉的妻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菲律宾第二代华侨。为了捍卫自己神圣的婚姻，她徒步来到马尼拉，向董竹君摊牌，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董竹君在惊诧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她自责自己原本就不该来菲律宾。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的一切打算都化为泡影，董竹君母女被困马尼拉。远在上海的张进之知道董竹君一时无法回来，就不惜牺牲锦江饭店的利益，为自己大肆敛财。战火中的马尼拉郊区，董竹君带着两个女儿狂奔逃命。途中遭遇菲律宾宪兵，因被怀疑为日本人，差点惨遭杀害。留在上海的国瑛在她同学和恋人胡凯的影响下，倾向进步，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然而她对胡凯说自己的母亲不属于劳动人民而大为不满。几经辗转，董竹君母女终于又逃回马尼拉。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母女三人被迫睡在屋顶上。陈清泉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被抓进了监狱。董竹君急忙凭借当年在日本学到的日语前往监狱探望。董竹君的到来，令陈清泉倍感欣慰。他觉得来日无多，因此大胆地向董竹君敞开了心扉。情缘不到头，寸心灰未休。面对此情此景，董竹君泪如雨下。为了生存，董竹君带国琼、国秀在马尼拉做起了小生意，以挣点差价，她们的生活倒也苦中有乐。考虑到张进之的唯利是图，为了锦江饭店的生意，董竹君决定先行回国。1945年1月，董竹君乘坐一艘日本红十字船，历经数十个日夜的漂泊辗转，终于回到了上海。战乱的年代，对于董竹君是个莫大的考验：一方面，要经营偌大的一个饭店；一方面，还要应付纷乱的时局，同时，她还是一个母亲，又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几个子女都很争气，除了继承董竹君的信仰和秉性之外，也各有自己的成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她的子女教育观念感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