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永远的日子(2)

尼克松情结是我早年的一个十分幼稚的梦幻，一直到1995年2月他的病逝。我看到他病逝的消息的那天，正好在天上向南飞行，我是乘坐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一个亚热带城市的途中，我在当天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有关他的文字和相片。当时，我十分郑重地在尼克松相片那饱经沧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朝飞机窗口外面的天空凝视了一会儿，仿佛尼克松的灵魂已升上蓝天，就在机身旁边与我在同一个高度上飘浮；仿佛他的灵魂正在向机舱里回视我，接受着我的信息与之挥手告别，我说了声，再见，尼克松。然后就把报纸丢在一边了，连同早年所有的关于他的幻想一起放了下来。另一位使我产生类似情感的男人，是在很多年之后我已经做为一个成年女子出席艺术活动的时候了。他是一位中国的艺术家。由于他是现实中的人物，所以使我倍感亲切。有一次，在一个晚宴上，天意竟使我坐在了他的身边。但是由于我天生的拘谨和不善言辞，我并没有说什么。如果说我是不喜欢“交谈”，毋宁说我是不太相信“交谈”。交谈是没有结果的。我只是敬了他一杯酒，轻描淡写地说了声，“为了表示对您的敬爱”。这个时候，我已经懂得了生活应该是水一样的随和的自然态度，一种无所谓的境界，而这种无所谓，其实又是最大的自我克制才能达到的境界。另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宾馆里，他正在大堂里操持着娴熟的英语与一个外国的摄影家交谈。他一转身忽然就看见了我，他认出了我，并微笑着朝我招手。以他的年龄和显赫的地位，能够如此流畅地用英语交谈，实在令我震惊。我在他的身边站住，很想握住他那从容镇定的手臂，倚靠在他那令我安慰和安全的年龄中。但是，我的思维似乎停滞了，失去了任何反应能力。我的意识渐渐模糊起来，陷入一片混乱而飘浮的身不由己之中，觉得整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都浸浴在玫瑰色的情调里。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塞在他的手里，怯懦得如同一个没有过什么经历的小女孩儿，我所有的智慧似乎都脱离我的头脑，退缩跌落到我的手指尖上，因为我发现我所有的敏感只还残存在我冰凉指尖上，而我的大脑里却空空洞洞荡然无存。我把信交给他后，就逃跑一般地离开了他。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一封表达我的爱慕之情的信函，我是为了摆脱某种困境而求助他的支持，因为他是我惟一愿意获得援助的手臂。但是，我一走出宾馆的大门，就后悔起来。我十分担心他会把我当成一个只是仰慕他的名声的势利之徒。其实，以我的近乎傲慢的冷静和偏执，是不大容易为了一个人外界的名声而崇敬一个人的。后来，他给我回了电话，当我听到他的声音，就像接到了上帝打来的电话。我知道我自己，我就是想拥有一个我爱恋的父亲般的男人!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才开始继续思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伦理问题。其实，做为一个现代人，所有的问题都是问题，所有的问题又都不是问题。文明的意义之一，无非是给我们千奇百怪的人类与事物命名，那不过是一种命名而已。那一天，我坐在尹楠身边。这是一个与我以往所喜爱的父亲般的男人完全不同的类型。我们自然而然闲谈起来，在经过短暂的彼此询问，诸如在哪一个系、几年级之类的问题，他便向我提起诗社的事。我注意到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优雅自如，显出颇有教养的风度。当他说到诗社的名称两次被否定的时候，他的眉头微微蹙起，神态沉稳，不像现在的男孩子们那样华而不实、使你隔着电话线就知道他在言不由衷。我凝视着他，欣赏着他的俊逸。尹楠的眉毛是他身体所有的部位中最先打动我的地方。说来很奇怪，以前我总是通过一个人的脸颊、眼睛、嘴唇、身材等等这种庞大或显眼的部位，来观察一个人。而现在我的落“脚”点却更多地投射到一些细微或者容易被忽略的部位，比如眉毛、鼻子、牙、手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