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回眸老大学余韵

文/陈远

在一次和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的聊天中，我们谈及过去的教育和当下的教育。黄先生感慨地说：“在家有父母，何必靠外人。”黄先生此语是有感而发：1949年以还，在大学结构上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调整，一次是在1952年，史称“院系调整”，另一次大规模变动是上个世纪末的所谓“院校合并”。前者学习苏联，后者看似学习欧美，实则好大喜功。我想黄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的大学本来有很好的传统，何必总是去学习外国呢。”这本书，就是一本关于“过去的大学”的书。

过去的大学，大抵如一个人，时间久了，变形成种种个性，在校则成为校格。过去的大学生，从他的言谈举止就可以判断出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就是因为有校格存焉。校格的养成，有赖于校长，所谓“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过去的大学校长都有一种较高的自觉，那就是在一所大学筚路蓝缕的开创时期发凡起例创建制度之后，将自己置于制度之下而非凌越于制度之上，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南开的张伯苓、光华的张寿镛。曾经担任过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又对教育史素有研究的章开沅先生对此体会颇深，在前不久出版的《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中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校长责任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产生某些影响。”校格之养成，此之谓乎？

1949年之后，随着环境的改变，过去大学的环境也随之改变，一些大学消失了，如燕京大学、光华大学；一些大学改变了，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过去大学的流风遗韵，只留在曾经在那里读过书的人们残存的记忆或者后人的感念之中。198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钟叔河与朱纯二位先生所编的《过去的大学》，是我看到第一本有“普及意义”的“大学往事”，钟先生乃当代出版大家，编出书来自然有大匠之风，编书这种事，大学者不屑为，小学者不能为，以先生之学识、之地位而编《过去的大学》，其人文关怀，令后生如我者感佩不已。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陈平原先生编出一本《北大旧事》引起一时纸贵，谢泳先生有感于此，倡议编一本《清华旧事》，我不及二位先生的专深，只好把过去存在过的大学笼而统之，编成这本《逝去的大学》。但是在私意中，也确认为中国除了北大与清华两所至今仍受世人瞩目的国立大学之外，一直被冷落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有值得感念之处，他们在北大与清华之外，也算是开辟了中国大学的“第三条道路”。

本书分三辑：第一辑“大学与校长”选取当时名胜一时的大学中最著名的校长，或叙述他们创建学校之时的艰辛，或叙述他们在大学生存环境发生转变之际的境遇以及选择。不仅记“其迹”，而且记“所以迹”。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张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这一串名单，可以作为过去大学校长的一个缩影，从中当可窥探出过去大学的发展史。第二辑“大学往事”，选取了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云南大学等过去少为人提起的大学，这些大学至今多已不复存在，看看发生在过去这些校园里的故事，当知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所在。第三辑“大学理念”是近年来时贤对于过去大学留下来的资源的一种梳理，可以看作是对当下教育的谏言。

记得萧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九四九之后，不作兴把自己的书献给谁了。工作之余，我编了一本这样的书，我也没有想过把它献给谁，如果非要把它献给谁的话，我首先要献给的是我自己。因为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总想做个与众不同的人，但是我把自己跟自己的那些同学比较，怎么看怎么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后来我在书上读到大师们的风流遗韵，不由得对养成他们的环境产生兴趣，这也算这本书的由来。如果还要献给谁的话，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正在大学里读书的莘莘学子以及跟我一样曾经在校园里读过书并且迷惑过的人们，我们不能改变周围的环境，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此文为《逝去的大学》一书序）

《逝去的大学》陈远编谢泳等著同心出版社出版2005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