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和制度谁更重要？(3)

蔡元培此举的目的是改善学校管理体制，将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调动教授的积极性，增强教授的责任感和主人意识，充分利用教授的智慧，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

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的改革，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促进了学校的快速发展。

“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迫于军阀势力压迫，离职出京，北大虽群龙无首，运动此起彼伏，但秩序井然，就是因为蔡元培建立的评议会和教授会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一位学生所言：“蔡校长迫而南下，幸有本校评议会、教授会共维校务，而同仁等亦各本素日之修养照常力学，故未致以一人之去而令全校瓦解。”清华大学也有教授治校的传统。

早期中国大学的体制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1928年以前的清华即遵此制。

当时虽亦仿美国大学设教授会和评议会，但其仅为校长的咨询机构，权力甚小。

1928年，罗家伦入主清华，次年改校、系两级制为校、院、系三级制。

按大学组织法，院长应由校长全权任命，但教授会认为院长系学术领导，校长应根据教授会的选举结果任命，后经协商，双方作了让步，改由教授会每院选出两名院长人选，校长择一任命，这一办法后来成为清华的传统，直至1948年底。

1929年4月，罗家伦辞职，后复职。1930年，罗家伦被学生驱逐出校。

是年，阎锡山派乔万选任校长，但乔乘汽车上任时被学生拒之门外。1931年，教育部任命吴南轩为校长。

这样，从1929年到1931年，清华基本上处于校长职权瘫痪状态。

在此形势下，教授会的权力大大巩固、加强，教授治校的格局形成。1929年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规定，教授会的职责是审议教课及研究事业改进方案、学风改进方案、学生考试成绩及学位授予事宜。

实际上教授会的权力大大超过了此范围，比如在院长任命上，已形成教授会选二、校长择一任命的制度，校长聘任讲师、教授亦须经教授会同意。

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互选出来的7名评议员组成，负责议决学校重要章制、预算、建筑及其他重要设备、各系的设立与废止等事项。

学校的权力机构实际上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三方组成，以评议会的权力最大，可以看做是教授会的核心机构，而校务会则成了评议会的执行机构。

吴南轩到清华后，不经教授会选举即任命了文、理、法三院院长，被任命的三位教授因未经教授会选举而拒绝上任。

吴便从校外聘请了文学院院长，并指定教务长兼任法学院院长，又弄来教育部令，解散聘任委员会，将校章中教师

“由校长得聘任委员会之同意后聘任之”改为

“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此举遭到清华教授与学生的强烈反对。1931年5月28日，教授会通过决议请教育部撤换吴南轩，并恢复清华旧制，否则全体教授将于大考后离校。

学生会也两次召开代表会，历数吴的劣迹，并决议全体同学整队前往吴南轩以及他任命的教务长、秘书长、学院院长住宅，请其即日离校。

在此情况下，教育部不得不于7月3日下令由翁文灏代理校务，翁推荐清华原教务长、时在美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接任校长，梅于12月3日回国上任。

①梅贻琦上任后，坚决站在教授一边，维护和强化了教授治校的制度，继蔡元培之后创造了又一个成功的办学模式。

这一模式即使在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也丝毫没有削弱。今天，当我们提起战时西南联大，仍对其创造的教育奇迹感叹不已。

它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同时培养了何炳棣、邹傥、王浩等人文学家。

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473名委员中有118名出身于西南联大，占249%。

回头看看过去中国大学的辉煌，不能不让人感叹：假如北大和清华在50年代以后能够一如既往地按照当时已经基本稳定下来的教授治校方式来管理、发展的话，今天绝对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哪里还用得着像现在这样去

“争创一流”呢？同时，北大、清华已成制度的教授治校模式之所以能够毁于一旦，也说明要实行教授治校，还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好的经验，我们先把它

“拿来”，为我所用，不管这经验是西方的，还是我们先人的。这里不存在

“全盘西化”、

“厚古薄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