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教育家

文/谢志浩1998年是个值得回忆的年份，前有北京大学100周年纪念，后有新浙江大学的成立。但让人不理解的是资格很“老”的北京大学没有一本像样的校史。堂堂北大竟人才匮乏无人捉刀？！非也。早些年北大所出校史仅仅是1898-1948年这50年间的沧桑，100周年的纪念会上竟拿不出来1948-1998年这50年间的一半校史，据说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不才，不知道这“众所周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蔡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让人感念的地方特别多。但我想他老人家在北大的时间并不特别长，可他开创了一种风气。北大百年自然引发了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但是蔡先生的事业是需要传承的，蒋梦麟、胡适二先生是继承了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的。这应该是公道话。现在赞扬胡适先生还可以，但有人仅讲了蒋梦麟先生几句好话，就惹得一些人老大不高兴，提出商榷。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位先生是用心良苦的。细心想来，1949年以后有教育行政而无教育事业、有教育政策而无教育理念。于光远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错了，而是没有教育思想，给人启迪多多。不过，笔者看来，1949年以后迄今，我们的大学是离教育越来越远。这种教育思想在古今中外都是比较奇怪的：泯灭教育的教育。我们训练出大量的没有节操的顺民，这是现今我们痛感人心惟危的一个主因。现在只是问题暴露得比较彻底，而且大家反思比较彻底。以前我们种下种种“因”，不收成某种“果”是反常的。扯远了。我们想一想，1949年以后的北大还有没有教育家，现今大家比较推崇马寅初老先生。马先生是非常重视气节和名份的。依笔者看，马先生比较符合“士”的行为标准，尽管他竭尽所能治理北大，但是却不能够成为教育家。这些毫不影响马先生在国史中的地位，笔者对马先生“敢怒敢言见精神”异常崇仰，并视先生为杰出的思想家。这里有一个问题，教育家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教育家？本人和时贤的见解有特别的不同。（1）是否一个人当了多年的校长即成为教育家？回答是否定的。依我看，教育家首先应是学者，官僚就不配称为教育家。根据我的体会和观察，中国近代教育家有3种类别：蔡元培式、梅贻琦式、竺可桢式。清华校长梅贻琦本身为学者，但在学术上并无足称道；可他心特专，一辈子服务于清华，可称职业教育家。清华真有幸，有这样一位专心致志的好校长。竺可桢先生乃一代气象、地理大师，学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位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师来浙江大学，其辐射力自可想见。竺先生只问事实、不计利害的求是精神，使浙大由一般地方大学而成“东方的剑桥”，自是情理之中。有关蔡元培先生，时贤议论太多太滥，但许多人都没议到点子上。其实，蔡先生真可称得上政治家办教育。他老人家改造旧北大的成功实践，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现今的大学校长学不好，学不了，也不能学、不敢学。综合3位教育家，体察到教育家应有学者情怀、教育情怀和人间情怀。通俗地讲，教育家具备学者的素质、大学的理念和民胞物与的情怀。（2）教育官一般不是教育家。翻阅有关教育人物大词典。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只要在教育口当过几日官，都无一例外地是“教育家”。这可怎么好？这样一数，我们在1949年以后可以弄出一串“教育家”。有一种现象异常奇怪，在其他部门，官员和学者的分界非常自然。但在教育部门就怪得很，随便什么人都可当教育部门的领导，而且一当教育部门的领导就能成为“教育家”，仕而优则学。这对古代的祖制真是一个不小的革命。欠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是诞生过孔子的国度的最大耻辱，也是1948-1998年这50年间最大的失败。真正的危机是，我们似乎从不承认这种失败。具有重大担当的北京大学回眸百年历程时，竟然还飘飘然地标榜：我们是有过蔡先生的。荒唐的是蔡先生的办学理念后辈人没能真心体会过，这是蔡先生执教过的北京大学的顶大悲哀，也是大陆所有大学的心伤。能够说我们是蔡先生的不肖子孙吗？真的没有大学校长为中国现代学术而开拓吗？事情不能绝对。但有一部分校长是有心而无力的。提到中国大学的改革，时贤的议论都集中在诸如紧缺的经费、破陋的筒子楼、课程和教材的革新。这些问题的确令校长头痛，但在我看来这些仅仅是皮毛，而根本在于教育生态圈。劣质的教育生态圈是致使教育先天不足的主因。要想产生和成长大批教育家，首要问题是改变劣质的教育生态圈。现今这个圈依然杂草丛生。教育和政治、经济、社会还处于一种劣性循环，大气候还没有根本的改观，小气候中纲举目张的“纲”也没能解决。诸如教育的理念大学的个性还没有被提上议程。为什么到现在这些问题都没解决？说来话长。一言以蔽之，我们究竟在中国建立以民主和自由为目标的现代大学，还是建立**和独裁的封建大学？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但愿这美好的企盼不是虚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