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之行

索马里是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拜访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当时，那个国家正处于最混乱的状态。母亲和罗伯特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旅行以及筹措资金。但是当她询问如何办理进入这个国家的签证时，有人微笑着给了她这样的答案：“到那里不需要签证，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政府。你只需要乘飞机飞过去，同时祈祷自己乘坐的飞机不会被击落就可以了。”本来，全世界的人们还没有机会直接看到种族屠杀和成千上万名濒临死亡的饥民挤在难民营中的景象。可是，在母亲的访问旅程之后，所有的事情和关注的目光好像都集中到了这里。最后，国际社会采取了一些迟来的和被误导的措施，试图制止屠杀等行为。这些场面就是我在电影《超越边界》中看到的那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母亲在索马里的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在她的心中，经过索马里之旅以后，她对于社会不公正的愤恨以及对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孩子们的感情却达到了顶点。她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心中充满了对于人类自己的仇恨。”她经历过战争，也听到了世界上忏悔的声音,“这一切不会再发生了”，可是她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事实上这种惨剧还是在不停地重复上演，这是非常不幸的。同时，她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在她的任期内做出最有意义的贡献：因为媒体对她依然有兴趣，所以也会对索马里关注。我们曾经发誓不让大屠杀重演。她想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在非洲，这样的屠杀每天都在发生。大量的人因为饥饿而死亡。难民们并不是被强行纳入收容营，而是他们因为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和养活家庭而感到非常的绝望和极度的疲乏，心理上感到非常的耻辱，只能把这里当成最后的归宿。我在想，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会不会用鄙视的心理偷偷地想，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他们还过着这样差的生活？可是他们无法摆脱这种境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那里的情况是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们的战争在升级；另一方面他们又几乎一无所有。离开首都，你就会发现几乎没有道路、学校和医院这些基础设施，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母亲逝世之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建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的原因。她相信要改变这一情况只有通过教育，而我们的“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正是致力于此的。我们的基金会在母亲认为最需要基础设施的四个非洲国家开展教育计划，这四个国家是：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在基金会成立四年后，我们又加上了卢旺达。今天，我们承担的任务正在增加，我们正在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让所有孩子上学”计划，我们的基金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十年计划。“让所有孩子上学”计划的目的是让全球一亿两千万孩子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有人认为，这些国家发展缓慢是因为殖民统治的退出。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母亲说:“首先获得自由，然后再发展自己。”非洲国家获得了自由，但不幸的是，所有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设施都是临时性质的，更为悲惨的是这里的人几乎都没有得到教育。“像越南、古巴这样的国家，受教育人口的比率甚至超过美国，也有基础设施。他们自己可以拯救自己。”而非洲不可以，这就是殖民地时期的后遗症。母亲在接受采访或者发表演说时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一句:“还有什么比孩子更重要？”她并不是设问或仅作一个姿态，她相信这句话的核心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有什么，还有什么比人类的生存更重要的？在人的一生中，有什么比童年时的爱、温暖、关怀、食品、教育更重要的呢？某种程度上，“全球”这个词只在与“经济”相联系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巴西和日本的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当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我们投资在股市上的珍贵财产出现缩水的时候，我们烦恼，我们焦急，我们忧虑，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等待和观察。但是，当我们的儿童们正在死于贫穷、饥饿、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母亲常常提醒大家，获得这种生活资料的花费仅仅是每天每人一美元—时，我们可以做的不止是“等待”和“观察”。她还提醒大家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居住的56亿人口中，30亿人每天花销不到2美元，2亿人花销不到1美元，15亿人连水也喝不上。这意味着，9亿人生活在一个世界，47亿人则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两者之比约是5:1。她常常深思，我们能做些什么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的孩子死于饥饿，我们的孩子忙着减肥，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吗？”母亲在1988年3月说:“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它正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接触也不得不越来越频繁。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富有的人就有义务、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她经常提醒人们，只要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总和的百分之一点五就可以消灭这个噩梦。当我们的孩子们发现我们曾错过了这个如此重要的机会，他们会怎么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