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家(2)

尽管我们身在瑞士，但是母亲患病的消息还是传扬了出去，狗仔队又开始出现在我们身旁。这就是虽然医生并没有告诫不能到外面去，母亲也从不踏出家门一步的原因。狗仔队们试图通过篱笆，偷拍到母亲在花园散步的镜头。他们甚至租了架直升飞机，不时从我们房子上空掠过，试图拍摄到母亲。第一次，他们成功了，我们不得不退回到房子里面。这件事情激怒了母亲。她每天在花园里20分钟的散步是她的精神支柱：新鲜的空气、乡村的味道、牛铃声、树木在微风中摇晃、阳光透过树枝穿破下午的薄雾，都是她所喜爱的。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指着那些树木对我说哪几棵明年应该修剪。“这棵树未来几年应该长得不错，不过那些比较高大的杉树需要修剪一下，否则那些较长的树枝在冬天就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了。”这些树木都有上百年历史了，需要经常进行维护。以后的几个月里，我遵从她的建议，很努力地维护这些树木，这使我感到离她是那么的近，就好像她仍然生活在这个家中一样，这个家，对于她来说意味着许多。晚饭后，我扶她上楼，谈起了康复的问题。我在最后两个月读了许多有关精神康复和生存意志的书籍。因此我也意识到，对于母亲来说，选择坚强地生存下去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命运能够击垮她吗？我怀疑这一点。也许不能。但是本来内心就有悲哀的她也许因为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时的所见所闻而愈发增加了内心的痛苦。50年前，她曾经目睹年轻人们，她的朋友因为反抗德国占领军而被拉到阿纳姆的街头执行死刑。50年后，她同样在目睹着这样的不公平和痛苦，这种不公平和痛苦就发生在这个曾经发誓不会让它们重演的世界上。因此，我曾经要求她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庭好好生活。她说:“这很容易。只是我不知道如何把顶端和下层重新连接起来而已。”她的评论多么的有意义。顶端和下层的隔阂有多长？是不是她胃里的疾病正是她痛苦的内心与现实挣扎在身体上的反映？1月20日是个普通的日子。由于病情加重，她一直在沉睡。在最后两天，她每次只能清醒几分钟。在这天之前，麻醉师对她用了吗啡。我问为什么，医生回答说，以她目前的状况，不能确定先前使用的止痛药是否有用，因此必须保证她不痛苦。我几乎是机械地问道:“有任何副作用吗？”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这可能再次缩短她的生命24小时左右。我走进她的房间。我们都知道，母亲就要离开我们了。周围一切都是安静的。一束温和的金黄色的阳光照进来。我低头看着她。她是那么平静安详，以致我忘记了她是个病人。我整夜都守着她。半夜时分，她醒了过来，躺在床上，看着远处。我问她想要什么和感觉如何，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问她想念外婆吗？她没有回答。一会儿，我问她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她说：“没有，我没有遗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经受痛苦。”这是她再次睡去前，说的最后的话。看上去，她又在沉睡。可是，我感觉到了什么。突然间有了这种感觉。我知道在那个时刻我应该做什么。我坐在她床旁边的椅子上，握住她的手，对她说我有多么爱她。就在这张床上，当我还是小男孩时曾经在母亲的怀里度过夜晚。这张床曾经让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然后，我感到这张床是那么的小，没有了母亲，它是那么的没有意义。我告诉她，我知道她是多么爱我们，我也知道现在她不想延长这种爱了。我们也不想了。我轻声说，如果她准备好了，就应该离去了。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让她感觉到我的泪水的温度。我觉得，她在某个地方还能听到我。我吻她，告诉她，那个小男孩将永远陪伴着她。她曾经谈到过“那些人”。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她说那些人就在那儿等着她。她形容说，“那些人”是些阿门教派的教徒，他们在田野中静静地等待。当我们让她解释的时候，她总是温柔地回答说：“你们不会懂的，也许以后你们会懂。”她对另一个世界有着很强的感觉，她并不害怕。我们曾经谈起过她的死亡，谈起过我们的恐惧、愤怒和希望。她告诉我们说，不要生气，死亡是很自然的，是生命自然的一部分。我站起来，爱抚她的额头，告诉她我将很快回来。恍惚中，我下了楼叫牧师。第一声振铃后他就接了电话。他说听到我的声音很高兴又很难过，他一直在等我的电话。这位牧师80多岁了，33年前就给我施过洗礼。生与死都由同一个人来演绎，我感觉我漂浮在现实和天空之间。他说将在4点钟到达。我说了声谢谢。我穿过村庄来到墓地。冬天的寒风撕裂着我的面孔，提醒着我现在我的生命是多么痛苦。她曾经告诉过我，因为我弟弟的缘故，她希望被土葬。她一直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外婆的火葬，以致我们没有一个地点去看望她。她曾经提到过朱拉山的静谧景象。朱拉山是我们房子后面的一座不高的山，里面掩藏着的一条山谷里居住着一群与世隔离的避世主义者。他们只希望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且捍卫这种独立，这是一个不为世人了解的巴斯克种族。我在推门的时候，冰冷的铁门粘住了我的手指。在一片空地后面，有一棵可爱的小树靠着公墓的墙。尽管现在还是冬天，我还是能够想象得出春天枝头开满鲜花的景象。这里是这片缓坡的最高点。我看着这里的景色，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