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家(3)

我穿过小村走回市政厅。

一楼是邮政局，二楼是市政厅的办公室，在它们上方是高高的钟楼。

钟楼每个整点都会响一次，我的童年是在钟声中度过的。

市长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曾经和他的孩子一起上学。

他抬起头看到我，知道我为什么在那儿。

他从他的图书馆拿出一本古老的书，我们开始看公墓的平面图。

我指了指第63号空地。

他说这块地的价格是275瑞士法郎，如果我们购买的话，这块土地将会属于我们500年。

我问道:“如果要永远拥有，价格是多少?”

他回答说:“350瑞士法郎”

我突然有种宁静的感觉，能在这个拥有800年历史的古老的小村生活是多么好啊。

“永远”

的价格仅仅需要多付出75瑞士法郎。

我们握手，然后我走回了家中。

她还没有被移动。

我坐在她的身边，告诉她那片土地的景色以及樱桃花。

我感到，她应该是同意了。

门口的通话器响了，牧师帕斯托·艾丁戈尔已经到了。

我下楼去迎接他，但是当我握住他的手时，话却卡在嗓子说不出来。

我们两个沉默地走上楼。

他站在床的一侧，我们则跪在床腿边。

他口中颂读的语言非常美，他的声音充满感情，有一种历经80年的岁月的纯净灵魂的成熟。

我在哭泣，我的妻子也在哭泣。

我们举着手，跟着牧师一起到楼上。

太阳破云而出，照进窗内。

祈祷结束以后，我们互相扶持着轻轻吻她，然后回到楼下。

牧师坐在椅子上，打开了圣经。

我问他需要什么。

他说他已经拥有需要的一切了。

我问他需要回家吗？等需要时我会再打电话给他。

他说他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该走的时候。

于是我逐个坐到每个人的旁边，向他们每个人说了那片墓地、那里的景色、樱桃花，还有永远拥有这块土地的价格。

他们都在静静地听。

我说完后，问他们心里是不是平静。

他们都说是的。

我最后坐在罗比的身旁，我问他心里平静吗？他说是的。

他的话音刚落，楼上的通话器响了。

母亲35年来的女仆兼朋友吉奥瓦娜只说了一句“快来”

我们跑上楼梯。

她走了。

她在微笑，嘴轻轻张开着。

一滴眼泪挂在她的眼角。

泪滴在闪光，像是一颗钻石。

吉奥瓦娜脸色苍白。

她不停地重复，她正在清洗水池，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朋友兼助理克丽斯塔走进房来并且发现她已经过世了。

我们紧紧抱着吉奥瓦娜，她的全部世界已经结束了。

她一直陪伴在母亲身旁，无论是病中还是健康时，无论是情况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

母亲曾经对她说，丈夫有可能来来去去，但是她们俩会一直厮守。

我听说，人会在自己爱的人暂时不在身边的时候才选择死亡。

母亲是孤独的。

三天前，她在花园进行了最后一次散步。

在回到房内上楼梯的时候，她告诉我们说她很累。

就在圣诞节之前，我们还谈到因为我打算至少在她的身体好转之后回美国一趟，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狗从洛杉矶带来。

她说给她一个月时间考虑考虑。

她担心我的两只狗—一只黑色长耳猎犬，一只Bobie混种狗—会吞掉她的小约克郡狗，她形容说“就像吞汉堡一样。

她对狗怀着很敏感的感情，有点像她对时尚的敏感。

在50年代，这种爱好还没有流行起来之前，她曾经有过许多只约克郡狗，有人甚至说当她在80年代买了一对约克郡狗后引领了风潮。

这是一种新品种的狗，约克郡这个名字来自于英格兰驯养过它们的乡村牧师的名字。

它们看起来像是RCA狗的缩小版。

他们也很快变得流行起来。

一个月。

是不是她知道？是不是她能感知到？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来临时都很清楚？难道是我们常人隐藏了这样的智慧，只在那些已经接近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才拥有这样的智慧？我想在一个月内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她甚至没有坚持完这一个月。

有人为母亲擦掉了那颗泪水。

我抬起我的手，那个“不”

字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

现在，房间里站满了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们。

每个人都在哭，或者在拧他们的手。

我感到我好像是在夜晚站在高速公路上。

我想我看到了她的胸部还在动。

有人告诉我说这是正常的。

在牧师进行完一个简单的额外的涂油礼后，医生们来了，确认了母亲的去世。

我打电话给我的父亲。

他已经来到瑞士，离我们不远。

他连夜开车赶来，抱住我并且向母亲说再见。

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的第一次婚礼上，大约10年已经过去了。

我永远忘不了他走进房间看到母亲躺在床上时脸上的表情。

他握着她的手，然后亲吻了她的额头。

对他来说，生命里最重要的一章结束了。

她的遗体在房间内停放了3天。

然后，在1月24日清晨，我们把棺木抬到大街上，穿过小村，去往小教堂。

我得知在我们这个只有1200名居民的小村的街道上，聚集了25000人。

但是他们都沉默着。

我记得母亲曾经对我说，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活动—访问索马里的营地时的情景。

那里的沉默简直使人觉得失去了听觉。

那里有15000名饥饿的男人、女人和儿童。

没有一个人说话。

当我们一起在意大利生活的时候，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想象一下，如果是1500名意大利人处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做。

我曾经努力地想让她笑，这是所有因为单亲而感到悲哀的孩子会做的事情。

我会像个小孩儿一样故意做一些滑稽动作，或者用某种可笑的口音跟她说话，然后她就会开怀大笑，有时候甚至会笑得弯腰。

她总是拥有敏感而又迟钝的幽默感，哪怕是在最危险的环境下。

她还在住院的时候，曾经开玩笑地把拜访她的7位医师比作“7个小矮人。

“7个小矮人来过以后，我们将读到某人的来信，或者给某人打电话”

她轻松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