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丁玲(2)

如果没有偶然出现的“鲁迅误会”事件，也许就没有必要考证沈、胡、丁相识的具体时间。按照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中的记述，在胡也频带丁玲来看他之后大约五天左右，丁玲就独自一人跑回湖南，已经陷入情网的胡也频，无法摆脱对她的热恋，也匆匆赶往湖南。“鲁迅误会”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了丁玲的来信，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得丁玲信。在同一天的日记里，鲁迅还写道：有麟来。就是这位荆有麟，17年后，以“艾云”的笔名发表了回忆文章，谈到他记忆中的这件往事。1925年——即民国14年的冬天，有一天，鲁迅先生接到一封署名丁玲的信，信中大意是说：一个女子在现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无出路。想要求鲁迅先生代她设法弄个吃饭的地方，哪怕是报馆或书店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鲁迅所关怀的丁玲》）艾云回忆的收到丁玲的信的时间与鲁迅的日记不符，应以后者为准。丁玲回忆自己当时给鲁迅写信的情况。那时，她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挚友王剑虹的英年夭折，给她的精神打击甚大。在偌大的北京，她苦于找不到人生的道路。她想到了鲁迅，便写信前去求助。我怎样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我实在苦闷极了！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惟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对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的陈述了一番，这就是《鲁迅日记》1925年4月30日记的“得丁玲信”。(《鲁迅先生于我》)鲁迅接到丁玲的信，感到奇怪，他对荆有麟说，他并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也没听说过。那时候，鲁迅正在与人论战，经常收到各种奇怪的信，所以便要有麟等人帮忙打听丁玲此人。在鲁迅先生说过这话以后的次一天晚上，孙伏园就来报告消息了。说：岂明先生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当时名休芸芸。曾有稿给周岂明看，故岂明记得他的字。)于是在座的章衣萍便说：不要又是什么琴心女士与欧阳兰的玩意罢。于是鲁迅先生认为：丁玲即休芸芸，所谓找事云云，不过是开玩笑而已。丁玲那封信，先生便不作复了。(《鲁迅所关怀的丁玲》)丁玲关于此事的说法，与荆有麟有所不同：“我听人说，鲁迅收到我信的时候，荆有麟正在他的身边。荆有麟说，这信是沈从文化名写的，他一眼就认得出这是沈从文的笔迹，沈从文的稿子都是用钢笔尖在布纹纸上写的这种蝇头小楷。”(《鲁迅先生于我》)事情并没有结束。当时北京曾发生男子以女人名字发表作品的事，如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兰，所以，鲁迅对所认为的沈从文假冒丁玲女士的名义给自己写信极为生气。正在此时，又发生胡也频自称是“丁玲的弟弟”来拜访鲁迅的插曲。沈从文回忆过胡也频称自己为“丁玲的弟弟”的情况。当时，胡听说丁玲刚刚死去一个弟弟，热恋中的胡也频，便愿意将自己当作她的弟弟。在与丁玲一见钟情后，他便请公寓的伙计送去一大把黄玫瑰，并且在花上夹了一个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一天，胡也频也来拜访鲁迅。丁玲这样回忆：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鲁迅。原来他和荆有麟、项拙三个人在《京报》编辑《民众文艺周刊》，曾去过鲁迅家，见过两三次面。这一天，他又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在此之后，鲁迅在给友人钱玄同的两封信中，先后对沈从文作了讽刺和挖苦。7月12日在钱玄同等人编辑的《京报》附刊《国语周刊》上，沈从文发表了一首用家乡土语写的诗《乡间的夏》。鲁迅当天在信中对钱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7月20日，鲁迅就丁玲的信、胡也频的来访、沈从文的诗，又在信中涉及沈从文：“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然而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于一类也耳矣。”年轻的沈从文，刚刚开始走向文学之路，因为丁玲的一封信，因为两人的笔迹的相似，就这样在一无所知，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卷入了这个文坛的误会、纠葛之中，受到一位文坛伟人的鄙视和指责。在记录和回忆中，不同的人都证实发生过这种事，但具体细节却各有不同，特别是丁玲说过：“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不认识胡也频，更不认识沈从文。”这就引发出了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究竟是在何时认识的问题。